屯雷枫叶红

顾 里

从石洞到屯雷下佑正在修路，老乡说汽车不一定去得了。果然，刚拐进屯雷罗家到下佑的支路，迎面来了一辆工程车，会车时，驾驶员对我们说：前面正在施工，走到有枫树的地方就下不去了。我问：是有五棵枫树的地方吗？驾驶员答：五棵枫？好像只有四棵。

我想，显然驾驶员不是当地人，明明有五棵，怎么会是四棵呢？五棵枫树所在的地方侗语叫高美腰。我曾查过石洞的电子地图，上面有标注。美腰在侗语里是枫树的意思，高美腰大概就是长在高高山上的枫树的意思吧。但我们知青一直将此地叫做五棵枫。

从五棵枫分手往左边下大坡到下佑和黄桥，往右边下大坡是羊角洞。而从五棵枫到石洞基本上都是平路，再也没有大坡了。因此，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都会在五棵枫歇歇脚。那时，我们到羊角洞打柴，必定会到五棵枫歇歇气。后来我和付灿被分到下佑，无论是到石洞赶场，还是挑谷子到石洞粮站上公粮，五棵枫更是必经之地了。

站在五棵枫极目远眺，苍苍茫茫的群山连绵起伏，山间墨绿的森林在白云缭绕下若隐若现。五棵枫的后面却是低缓的山岗，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油茶林。秋天，茶树开花结果了，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嘤嘤嗡嗡地忙碌着。而枝繁叶茂的五棵枫树通体红艳艳的，像五支燃烧的火炬，挺拔伟岸地直插云天。每次在五棵枫歇脚，付灿都要站在树下，面对远山高歌一曲：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呀

我遥望蓝天

啊——

而老三却拔下茅草杆在茶树的花蕊中吸食花蜜。山风阵阵吹来，驱散了爬坡带来的满身臭汗，让人通体舒泰。我对大家说：我们五个知青，这里刚好有五棵树，是不是有什么天意？

那时，石洞不少知青都有名号，像“八大金刚”、“四大天王”、“水洞十兄妹”，而我们叫“屯雷五兄弟”。后来五棵枫的典故传开，石洞的知青又叫我们“屯雷五棵枫”。在贵州的苗侗地区，枫树被认为是神树。石洞知青叫我们“屯雷五棵枫”，并不完全有景仰之意，甚至和什么挺拔、伟岸、神圣等都没有关联。我就曾看见某位知青将我们写成“屯雷五棵疯”。我知道，叫我们“屯雷五棵疯”主要因为付灿。

付灿是我们家的老大。不过他这个老大只因为他在我们五兄弟中年龄最大而已。从个头来看，付灿虽然也上了一米七，却是我们家最矮的，论力气，他显然不如身高一米八几、膀大腰圆的老二蒋大个，若论在学校时的成绩，付灿肯定是最差的，要不是留级，他也不会长我们几岁还和我们同班。

但付灿无疑是石洞知青的老大。三十几年后，知青聚会，皮厦的胖子，看见付灿，还赶忙站起来鞠躬：大哥好！

付灿不只在石洞知青中声名赫赫，在石洞的老乡眼里，甚至已经被神化了：有的说，付灿可以徒手劈砖；付灿腿上绑五十斤的沙袋还可以健步如飞；在贵阳市，付灿是摔跤第二名；等等，总之，付灿武艺高强，只差说他可以飞檐走壁了。付灿还成了石洞的传说。有一年，我回石洞，在班车上，和原石洞医院的李医生津津有味地聊着当年知青的趣事。座旁一位老乡问我：你是付灿吗？我答：不是。老乡看着戴着眼镜的我，轻蔑地摇摇头说：我看你也不像付灿。我问：你认识付灿？老乡答：不认识，我那时还小，听老人讲过。

有人说，付灿在石洞地位的确立是奔袭高酿那一架。从天柱到石洞，如果走大路，高酿是必经之地。贵阳五中的知青就下在高酿。可以说，高酿是贵阳五中知青的地盘。有同学说，十六中的知青过高酿，男生会被五中知青强迫发烟，女生会被调戏。我想这种说法有虚构成分，至少不是普遍现象。我就经常过高酿，不仅从未被刁难，还和五中的几个知青结成了朋友，在他们那里又吃又住的。

从石洞到高酿有二十多公里路。付灿他们天未亮就出发了。那次奔袭高酿就五个人：我们家的老大、老二、老五，水洞知青老张，再一个是贵阳的“职业架犯”小贵阳。五个人在五中知青聚集的高酿饭店一阵冲杀，见知青就打，毫无防备的五中知青被打得四处逃散。前后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撤退了。虽说他们也曾遭到五中知青在回石洞路上的截击，但毕竟有惊无险。我个人认为，这次高酿奔袭不足以凸显付灿的威名，原因有三：首先，它不是付灿个人所为。其次，虽说这次行动付灿他们装备齐全，有刺刀、匕首、钢鞭等，但都未得以使用，时间太短，太仓促，有点走过场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付灿他们的“英勇”行动并不被石洞知青人人知晓，更未被大家目击，当然也就难以产生震慑作用了。

从此以后，付灿在石洞的打打杀杀似乎成了家常便饭。如果说高酿奔袭还师出有名的话，那打人家上海知青“长脚”的理由就有点牵强了。“长脚”是上海知青中的牌牌，在上海知青中也算说话掷地有声的人物。“长脚”说，我听见哪个男人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就要揍谁。一个男人为了女人抛弃财产，跟女人去放羊，还让女人用鞭子抽打，太没有男人的骨气了。付灿听说后就去向“长脚”叫板：我就要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你来揍我，如果你不揍我，我就要揍你。结果“长脚”被付灿追打得大冬天的跑到泡冬水田中央躲避，冻得瑟瑟发抖，只好一个劲求饶。后来，付灿、我、“长脚”和“长脚”一家的上海知青“卷毛”、“小胖子”都分在下佑生产队，大家彼此之间成了好朋友。当然，这是后话。

如果从组织意义上来讲，付灿打杨筑生才应该算作树立石洞知青霸主地位的夺权之战。杨筑生是校革委成员。后被任命为石洞知青营营长，算得上是名正言顺的官方代表。杨筑生分在石洞街上生产队，得天时地利，又有正统的身份，似乎有一股天然的傲气。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的知青，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杨筑生从不与其他知青来往，就是在石洞街上迎面撞上，杨筑生也是爱搭不理的，官架子好像还大得很。对杨筑生的傲慢，付灿自然不能容忍。在一个赶场天，去石洞粮站的路上，付灿叫住了走在前面的杨筑生，众目睽睽之下，上去就是一通拳脚。杨筑生被打得蜷在地上，抱住头翻来滚去。付灿打杨筑生，看来给杨筑生带来了永久的伤害。从此，杨筑生更是不与石洞知青有任何来往了。我们下乡三十周年、四十周年都举行了纪念会，每次纪念会都有数百人参加。大家在一起回忆逝去的青春岁月，追忆不尽的往事，就是当年有矛盾和过节的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我们通过多种渠道通知杨筑生，他都连面也不照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付灿造成的悲剧还是杨筑生自己的悲剧。

自此以后，付灿就有点耀武扬威、飘飘然的神态了。那时，老二家父亲怕被红卫兵抄家，把家里的一些细软让老二带到了乡下。付灿每次出门，都要把老二的英纳格手表戴在手上。哪怕是大冬天，总要把左手的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银光闪烁的英纳格。知青们遇见付灿都要恭敬地问候一声：大哥，几点钟了？碰上眼神不好的，没有看见大哥戴着手表，付灿会煞有介事地抬起手腕：都几点钟了？还在街上瞎逛。

我们屯雷一时也就人客往来络绎不绝了，几乎天天门庭若市。后来发展到贵阳的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像小贵阳、滚地雷、擎天柱等也跑到屯雷来长住了。知青们来，一来是拜山头，还有就是找付灿出“杠头”。付灿也自认为是石洞知青中的袍哥大爷，有求必应。有一天，秋霞反映：石洞饭店的经理小杨是流氓，女生到饭店买包子，小杨摸她们的手。付灿一句话：打！

小杨是转业军人，个子高高的，蛮魁梧。更重要的是，小杨是当地人，是吃商品粮的，是干部，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是那么好惹的。知青们到乡下，老乡们是有怨气的：我们本来粮食就不够吃，你们还从城里跑来分我们的饭吃，太不应该。再说知青们大多不好好出工，时有鸡鸣狗盗的行为发生，让老乡们怨声载道。在我们屯雷，就经常有一帮小孩在屋外高喊口号：打倒付强盗!打倒蒋强盗!

打小杨无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在火药桶前放炮仗。但付灿就是付灿，他的德行就是敢出手，要不然怎么是老大。

打小杨那天也是赶场天。小杨在饭店楼上宿舍休息。付灿带着一帮知青冲到楼上，把小杨按在床上一顿暴揍。小杨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楼下饭店的厅堂里聚满了群情激愤的老乡，但没人敢带头上楼去解救小杨，只是在楼下挥舞着手中的扁担、柴刀干嚎：敌对拉约（打死知青）。知青们下楼时，叼着付灿发的烟，有说有笑的。楼下一时鸦雀无声，待付灿他们走近时，人群不自觉地闪开了一条道。看来侗族真是一个温顺的民族，要不然就不会有侗族大歌、踩歌堂这样温婉的文化传承了。知青们在付灿的带领下在石洞街上的篮球场上热火朝天地玩起了篮球。

这次事件影响太大，公社发话了：一定要严肃处理付灿，但最后不了了之。据说是付灿主动到公社去 “投案”：怎么处理都行，只要管饭。搞得公社头头无可奈何。如果说付灿奔袭高酿，打长脚，打杨筑生是在知青中确立了地位，那么打小杨则是在老乡中引起了轰动并被老乡演绎成了神话传说，刻在老乡们的记忆里经久不衰。据说老乡吓唬小孩都会说：再哭，付灿来了！更离奇的是，付灿已经离开石洞几十年了，还有关于他的话题：我们下佑寨有一个绰号叫“美国兵”的老乡，他儿子后来到贵阳当武警。在贵阳“严打” 期间，美国兵的儿子回乡绘声绘色地说：付灿终于被枪毙了，是他亲手毙掉的。下佑的森林一直和我有联系，向我求证付灿还活得好好的，就去找美国兵儿子理论。后来下佑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付灿肯定被枪毙了，依据是美国兵的儿子亲手毙掉的；一派认为付灿还在，依据是老顾说付灿活得好好的。 两派为此常常争论不休。直到那年付灿和我们一起回下佑，争论才结束。付灿回下佑那天，美国兵的儿子闻讯躲了起来。

付灿打小杨和打杨筑生一样，都给对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98年，我们造访石洞，有个老乡一直盯着我们看。我问：你认识我们？答：你们是当年到我们石洞的学生？我说：你是谁？哪个生产队的？答：我姓杨，石洞饭店的。我认出来了：他就是当年被知青打的小杨！当年的小杨，如今的老杨颇为自豪地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就是我。怎么没看见付灿？我说：付灿这次没来。小杨惋惜地说：本想拜他了！看来，小杨的境界要比杨筑生高。

虽说知青们来拜山头，有的也会顺道偷只鸡或者薅几把菜，但大部分是来当滚龙的，屯雷也可以说是滚龙之家，从来没有断过人客。滚龙的基本特征是：一件肩膀上油腻腻的棉衣，那是将棉衣晚上当枕头留下的印迹，再就是上衣口袋里本来是插钢笔的位置别一把牙刷，其他就什么也不带了。屯雷的无限风光之下，显出了难以掩盖的窘迫。我清楚记得：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吃到一粒正经粮食，都是以红苕、洋芋，甚至是南瓜、青菜充饥的。水洞的一个知青就戏谑道：你们屯雷一挑谷子吃一个星期还算人客清淡的时候。

更气人的是，对屯雷的表面风光，居然还有人羡慕。水洞的“八大金刚”说我：你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意思是我们是老大付灿罩着才显赫的。对这种说法我气愤难平。我沾了什么光？饿肚子的光！ 屯雷没有饭吃了还不是大家在想办法？像晚上到老乡的菜地、苞谷林、红苕窖“跳丰收舞”我也不是没有参加。付灿他们去找队上要粮食，无非是一唬二吓，次数多了也就不灵光了。那时队上的粮库是一把锁要三把钥匙才能开。正副队长各管一把，会计管一把。常常是你找到了张三，找不到李四，老乡们比你能忽悠。我去要粮食，先找到其中的一个，然后把他身上的钥匙哄到手之后扬长而去。结果是他们把人约齐后主动来找我，当然，不称给我粮食大家都不要开仓库。我还有一个优势，侗话说得好。上海知青小胖子就笑我：你说得最好的一句侗话就是：撒给给麻借（送点菜来吃）。因此，我去筹措粮草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屯雷的五棵枫树总是挤挤挨挨地靠在一起，而我们屯雷的“五棵枫”在一起“风光”了大概两年，很快也就分开了。先是因为大队核算改为小队核算，我和老五被分在了上屯，老三分在后屯。后来贵阳又疏散下放了一批城市闲杂人员到屯雷，我和付灿又被分到了下佑。1971年，老五最先被凯里的军工厂招走；1972年我和老三也被父亲单位招工回贵阳；而老二一直在黔东南自治州篮球队打球，因一直解决不了户口问题，1973年办了病退手续将户口迁回了贵阳。自1970年贵阳市财贸系统在天柱知青中招工起，每年都有知青陆续返城，尤其是1972年的大规模招工后，未被招走的知青们开始自谋出路，有的转点到离贵阳近一点的农村，有的办理病退手续回城，再不济的干脆回贵阳打零工为生。石洞街上再也看不见知青人头济济的状况了。而所有的出路似乎都对老大付灿关闭了。他父母也被疏散下放到了农村，在贵阳已没了家，曾经恋得如胶似漆的女友也转身离他而去，就连几乎是对剩余知青一锅端的天柱各单位的招工也没有付灿的份。没有了知青群的土壤，石洞知青老大也就再难以风光起来。石洞知青的老大后来也开始在石洞为数不多的知青点中当起了滚龙。我们是1968年底到的石洞，付灿的户口在1978年才迁出。

汽车转了一个弯，枫树呈现在眼前。我心中猛然一惊！真的只有四棵枫树!我下车仔细查看，还是有五棵树，只不过有一棵只剩下了短短一截焦黑的树桩。怎么会少了一棵树？我知道，在侗族地区，无论什么情况，老乡们是绝不会砍伐风景林木的。而“五棵枫”就是屯雷的风景。森林的儿子告诉我：五棵枫树有一棵在2008年的大凝冻中死了。老乡们怕树倒下伤人，将它砍掉了。过路的小孩把树桩点火取暖，树桩就只剩下黑黑的一小截。我算了下时间，那棵枫树刚好是付灿过世不久后死去的。五棵枫树在屯雷屹立了几百年，难到还少经历了风霜雨雪？2008年的凝冻不是才五十年一遇吗？我百思不得其解，赶忙拿手机将情况群发了短信给老二、老三、老五还有其他常来往的石洞知青。他们都疑惑地问我：是真的吗？

付灿是1978年将户口转到贵阳附近的清镇。先是给别人搞翻砂，后来到了南明区建筑社。建筑社垮掉之后他下了岗，没有了生活来源，在社区吃低保。女儿考上大学后，吵吵闹闹多年的两口子离了婚。只不过因女方没有住房，两人还住在一个屋檐下。暮年的老大付灿几乎就是浸泡着酒精度日的。每天睡在沙发上，沙发边放一个酒瓶，想起就来上一口。除了出低保户规定的义工外，再不出门。完成了女儿考上大学的唯一念想后，对社会好像再无欲无求。老二经常去规劝他，两人一见面就开始吵，有时还互相对骂，老二砸过付灿的酒瓶，付灿有时还把老二赶出门，叫他滚!老二没有办法叫我去说。我无论怎样苦口婆心，他就是高低不接嘴，不吭声。我说他：你天天喝酒，一个月就两百来块钱的低保金，怎么够？他说：我每个月的低保金还用不完。还是那个死硬的脾气。算一下，按他每天就早上吃一碗面条，喝几块钱一斤的劣质散装酒的生活水平，好像是还有剩余。

付灿临死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是他老婆，应该是前妻给我们打的电话，说付灿有一个星期没有进食了。除了我们屯雷五兄弟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石洞知青都去看他。问他有什么病，他说没有，问他想吃什么？他说什么都不想吃，我们要拖他上医院看病，他骂我们是神经病。自然而然，大家又聊起了石洞的往事，听到有趣的话题，付灿躲在被窝里偷偷地笑。时间已经很晚了，付灿开始赶我们走，说他要休息。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就是绑架，也要把付灿弄到医院去。老二把付灿床前的屎盆子倒掉，洗干净，看着已经睡着了的付灿，我们向付灿前妻交代，有什么事及时打电话，之后离开了付灿。

几个小时后，第二天凌晨，付灿走了。我因为睡觉前怕诈费电话的骚扰，关闭了手机。只有老三接到了付灿前妻的电话。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接到老三的电话，立即赶往殡仪馆。在老三的料理下，前期诸事都已安排妥当：灵堂已布置好，付灿也沐浴后换上老衣静静地躺在玻璃棺里。我们屯雷的兄弟看来人人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好手。但灵堂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一两个人在。我问老三：他们家是谁在主事？老三说都在推，都是我在张罗。付灿前妻说她出面名不正言不顺，付灿的亲兄妹为一些扯不清、道不明的事与付灿的前妻争执不休，也不敢出面主事。最后都说等付灿在重庆读大学的女儿玲玲回来后由她做主。我一听就火了：玲玲还是一个孩子，你们当长辈的把事情推给她也太不负责任。我说：既然你们都做不了主，这事情我们知青来办。首先要给付灿找一块墓地，按中国人的观念，人最悲惨的结局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我们不能让付灿没有一个最后的归宿，更不能把难事交给下一辈来处理。付灿丧事所收的礼金，包括你们各自收的礼金都统一使用，如不敷丧事的一应开销，缺口由我们知青解决。当时我们屯雷兄弟就作了分工：我统筹丧事的一应安排兼记账；老三负责礼金的收取及所有现金开销；老二代表屯雷接待前来吊唁的知青兄弟；老五负责丧事的交通安排。

在我们的安排下，屯雷老大最后还是风风光光地走了。答谢宴上，我们屯雷兄弟一一给知青朋友敬酒，付灿的亲友也对我们的安排非常满意，一再向我们敬酒致谢。知青兄弟们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由朋友来主办的丧事，还是屯雷兄弟厉害。

上月底，本月初，老五开车，我们又到了屯雷。在五棵枫，我们久久不愿离去。四棵枫树依然枝繁叶茂，死去的那棵在四棵树的簇拥下，好像也不那么孤单。老五说：你无论如何要写写五棵枫。怎么写？

查现代汉语词条：枫树，落叶乔木，叶子互生，通常三裂，边缘有锯齿，秋季变成红色……

我想，人的一生也就像枫树一样：有蓬蓬勃勃的时候，有红红火火的时候，也有冬季枝枯叶败的时候。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