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法角度对所有权社会化的探讨

王凯 胡汉兵

一、引言

我国《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多数私法学者以所谓“所有权社会化”来证该款的合理性，这种解释看似合理，是为了促使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和谐，但是其理论依据“所有权的社会化”却颇值深思。

二、所有权社会化思潮的兴起之比较法观察

“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主观性。人只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啡为生物体的人，其要获得生命的延续和生长，必须从自然界的物质实体中获取资源；作为社会性的人，其要获取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视。“所有权，就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实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所有权”定义中的“财产”即是对个人生命的存续对于自然物质之要求的涵盖，“占有”等四项权能即是对个人人格的生发对他人支持的指涉。因此，从这个以上说，所有权就是为个人的生存和人格的实现提供一个外在的领域，在此领域中，个人的理性得以发挥和运用，从而以此为基础与他人建立关系，进而参与社会活动。

但是，所有权不仅对于个人而言甚为重要，其对于一个国族的发展亦是根本。“地权的法权安排，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其之盈亏阴晴，是衡量特定国族人民幸福与否的重要指标，因而，建构成熟的地权体制，是一切国族走向政治成熟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