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李银河”

阿忆

这里说“最早的”，不是在说“李银河早年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张竞生博士，20世纪最活跃的革命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和李银河有许多共同点，都是留洋博士，只不过前者留法，后者留美；他俩都曾供职北大，前者在哲学系，后者在社会学所；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以科学态度研究性学，都为我由衷敬佩。我所感慨的是，两个人的学术命运，却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只因为张竞生生活在“当年”，是“当年的李银河”或“最早的李银河”。

张竞生留法归来，做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倡导男女同校，遭体面家长激烈抨击。他恳请广东督军陈炯明推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超生罚款，被陈炯明暗地耻笑。他在广东报纸上写文章，呼吁避孕节育，被冠以“卖春博士”的恶名。这是张竞生第一次碰壁。

在广东混不下去，张竞生接受蔡元培校长聘请，做北大哲学教授，开拓性地举办性心理学讲座，这让他碰了第二次壁。

1923年4月，在当年的中国人看来，张竞生大发了一次神经。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引发了情爱大讨论。北大生物系有一位名师，叫谭熙鸿，妻子是汪精卫的小姨子，得猩红热病逝，其妹陈淑君北上避乱，在北大中文系旁听，寄居亡姐家，很快跟姐夫结了婚，陈淑君的男友在《晨报》上控诉谭熙鸿夺爱，陈淑君不示弱，也在《晨报》上宣称，与谭熙鸿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张竞生刊发弘论，为陈淑君辩护，同时系统阐述现代婚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