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宇峰
(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有关政府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内生增长模式。如Barro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1]。随后,Barro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公共支出的不同类型[2]。进一步地,Devarajan等提出在理论上把公共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指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公共支出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 (产出弹性)之比[3]。
国外学者除了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外,还在实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一方面,许多经验分析得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结论[4-8]。另一方面,一些经验分析又得出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的结论[9-10]。
总之,关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方面,公共支出需要以公共收入为基础,因此降低私人储蓄来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私人生产力,又刺激了私人储蓄,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如果补充程度越低,替代程度越高,对私人储蓄的冲击就越小,公共支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率至某一点,然后二者将是负相关的。这些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