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悲悼菊花砚

● 周树山

一

1897年，梁启超（任公）25岁，满腹经纶，豪气干云，痛国家之衰败，哀民智之暗昧，有匡世救国之志。这年秋天，湖南友人谭嗣同和黄遵宪、熊希龄等开办时务学堂于长沙，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梁遂欣然前往。

这之前，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等满清大臣曾向朝廷连衔举荐，谓梁乃国家可用之才，请朝廷擢拔重用。朝廷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梁启超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又力邀其入幕府，梁亦固辞。那么，他为何跑到湖南一个刚成立的学堂去教书呢？他在那里又教了些什么呢？

中日甲午战后，清帝国危机日深，但国家的出路在哪里？朝野上下仍很迷茫。虽有一些大臣有改革图强的想法，但朝中守旧势力相当顽固，国家仍然在旧有的轨道上蹒跚。民间百姓被旧的礼法和道德所束缚，懵懂混沌，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要想民族新生、国家富强唯有开启民智，改弦更张，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变法维新。觉醒的士人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忧心如煎，奔走呼号，希望能警醒清朝统治者和他们治下的臣民。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就属于这样一群先知先觉的人物。如果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中国的知识人由皇权专制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蜕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在这个由蛹成蝶的艰难蜕变中，梁启超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湖南的时务学堂有学生四十人，受聘前，梁启超曾与老师康有为拟订教育方针，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为目标，用急进之法，痛下猛药，言人所不敢言，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