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对中国的选择性呈现

刘克东 傅利

当红作家哈金被称为坚持用英语写作的写实派作家，而且是来自东方的“权威”，却为了迎合西方读者，有选择地呈现中国，使西方读者误把片面的某一时代、某一方土的中国当作现代的、全部的中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扭曲书写。哈金对中国的选择性呈现体现在主题、场景、人物等方面。哈金作品中的主题是负面的，揭露某些不公正、不合理、不人性的制度、现象;其场景经常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尤其是文革前后)的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体现的是贫穷与落后;其人物形象是丑陋的，素质是低下的，品质是邪恶的;男主人公经常是女性化了的“他者”。

一、清一色的负面主题

哈金作品的主题经常是负面的，体现的多为制度的不合理、不人性化，腐败现象，报复行为等。哈金的成名作《等待》(Waiting，1999)中部队军官与妻子分居18年后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离婚的规定是某一任政委的规定，哈金似乎在告诉西方世界中国是一个人制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医院还有不许在医院大院内散步的规定。体现的都是不合理的、不人性化的制度与规定。这在西方鼓吹自由恋爱、人本主义的语境下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小说《池塘里》(In the Pond，2000)选择了分房主题，主人公邵彬为了分得一套住房想方设法，费尽心机，却无形中为个别当权人物所利用，玩弄于掌股之间。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短篇《活着》中，童古汉为了分得一处房子给儿子亚宁结婚，不惜远赴牡鸡市①为单位讨债，结果遭遇地震，因而失忆，陷入重婚的尴尬境地。《疯狂》(The Crazed，2002)借大学教授杨慎民的癫狂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达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也反映了党委书记彭云为了个人目的(她的侄子出国留学)而对教授的威逼利诱。哈金分析的现象不能说不存在，却不免过分夸大。

哈金的作品中充斥着多妻梦想与婚姻窘境。在《等待》中，孔林梦想着同时拥有吴曼娜与淑玉，夹在两者之间纠缠不清，陷于婚姻窘境。《疯狂》中，杨教授因恋着研究生苏唯雅而与妻子南燕不合。《活着》中，童古汉离开妻子简去讨债，却因地震失忆而又娶了刘珊。恢复记忆后，回到家里，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不被需要的人了。多妻梦想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哈金是在用东方主义来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望。

《新郎》(Bridegroom，2001)中还有诸多荒诞离奇的主题。开篇《破坏者》描述了丘老师遭受警察不公正待遇后，以传播其身上的肝炎病毒来报复牡鸡市，使得一个月内八百多人感染，数人死亡。同样的报复主题也出现在《幼儿园里》，女教师沈老师因为未婚先孕需要做人流手术，结果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支付手术费，而剥削小朋友的劳动成果，让他们去旁边的一块萝卜菜地里去挖野菜卖钱，以换取手术费，小主人公邵娜发现后，恶作剧地在装野菜的包里撒了一泡尿。《武松难寻》是对中国传统的打虎英雄故事的解构。武术爱好者王虎平被老虎吓成精神分裂症，不得已而让卡车司机小窦披着虎皮假扮老虎，结果王虎平精神失控，将小窦打伤，两者都成为这一闹剧的受害者;借此作者似乎在指控导演的苛刻，以及宣传媒体的夸大其词。《破碎》讲述了刘本愁与王婷婷通奸的故事。后来，王婷婷被栽赃引诱年轻干部满津，牡鸡铁路局的干预致使婷婷后来服毒自杀。《新郎》讲述了同性恋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倒卖服装的暴发户成功后岳母对他态度的转变，里面涉及乱伦的内容:“有一天，我在《法制与民主》中读到河南省的一个企业家因不满他岳母在他做屠夫时称他做‘流氓’，而在他建立养鸡场并发财后将女儿嫁给他的羞辱，报复性地让她和妻子同时和他睡觉。我希望我也能同样对待我的母夜叉岳母，但是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把劲儿，给曼珊一个孩子”(Jin，Bridegroom125)。《火焰》讲的是一个女子因几斤米嫁错郎的事。护士尼美数年前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粮食，不能嫁给同样贫穷的徐鹏，而委身于姜冰。后来，徐鹏参军当了高干，要来看望尼美，她觉得丈夫级别太低，没面子，不惜给住院的廖厂长钓江鱼，讨好他，为的是让姜冰提干，可后来，徐鹏却因为有事没能来看她。结果，她是空欢喜一场，剩下的只有惆怅。《恶作剧》中，一个关于邓书记(公社书记)的玩笑被荒谬地升级为对国家领导人的诬蔑。《官方答复》反映了学术界削尖脑袋，投机取巧的现象。《纽约来的女人》中，原师范学院教师陈金莉从美国归来，四年的国外生活使她变得时髦、考究，但不为周围人所接受，就连孩子也不认她，丈夫提出离婚，单位开除了她。哈金显然是在说一潭死水的牡鸡市难以接受新鲜事物。《牛仔炸鸡来城后》差不多讲了同一个主题，师范学院院长的儿子在生意兴隆的快餐厅举办婚礼，结果很多人因乳糖过敏闹了肚子，这一事件隐喻中国国民对新事务的不适应。

主题方面，哈金涉猎了腐败、权势、性压抑、性幻想、同性恋、通奸、强奸(如《等待》中杨庚强奸吴曼娜)、婚姻窘境、报复、剥削等。我们看不到哈金积极向上的一面，他似乎只关心奇闻轶事，他视中国建国之初及改革开放后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一面而不见，却只关心社会阴暗面。

二、以偏概全的场景

在场景的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习俗”方面，哈金的作品都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呈现。哈金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文革前后的中国北方地区，反映的是贫穷落后的状况。这反映了哈金的怀旧心理，以及对当今中国的信息匮乏。这也正符合西方人头脑中关于中国的思维定势。《等待》中描写孔林的女儿孔华采完桑叶坐牛车回家的情形:“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哈金2)。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3年，根据采桑养蚕的情节和哈金的经历，地点应该在山东省。古老的农业传统可能会留下一些同样古老的农具，如播种的耧车等，但是，胶轮大车已经相当普遍，然而，哈金笔下的老农收获作物用的仍然是铁皮包着车轮的牛车，那车轮一定是木头的了，这未免有些太牵强，实在没有代表性。

《疯狂》中，人们为了每天挣一元钱，要忍受痛苦和屈辱:

他(导演)走到一个跪在地上的大耳朵男青年身后，一脚踩在他的小腿肚子上。“哎哟!”小伙子叫道，然后发出沉闷的呻吟声。

“腿不要象瘸鸭子一样伸着，”导演厉声说道。

“不会了，导演。”(Jin，The Crazed247)

导演甚至抓住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的头撞地，老者也不敢有任何怨言。为了赚一元钱，穷苦的人们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

《破坏分子》中，开篇的描写是八十年代末的牡鸡市，火车站前的小饭店:“空气中满是腐烂的西瓜味。几只苍蝇在这对情侣(邱老师和新婚妻子)的午餐上方嗡嗡地飞来飞去。成百上千的人匆忙地跑向站台，抑或是赶乘通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卖食品和水果的小贩用慵懒的声音叫卖着”(Jin，Bridegroom3-4)。

另一常被议论的话题是《等待》中淑玉的小脚，淑玉1936年出生，裹脚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是，哈金仍然将这样一个人物置于作品中，未免有失真实，最起码不具有代表性。《火焰》中，尼美的母亲也裹着小脚(Jin，Bridegroom137-38)。

从时间上讲，哈金对中国的记忆存留在1990年之前，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及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飞速发展他一概不写;从地域上讲，他写的只是中国北部欠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情况没有任何体现;从习俗上讲，他写的都是陈规陋习，众多的新风尚、新事迹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体现。而作为美国文坛上最成功的华裔作家之一，他的声音无疑对西方读者来说最具权威性，这是他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形象的最大误导和扭曲。

三、怪诞的人物形象

哈金笔下的人物形象丑陋、素质低下、心灵阴暗。他实际上是在妖魔化中国人形象。孔林的小舅子本生“瘦得细胳膊细腿……眼窝深陷，眼睛紧张地眨巴着……每隔一会儿他就打出一个响嗝”(哈金77)。淑玉“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实际上她当时只有26岁)，脸上有皱纹，手象硬皮革那样粗糙”(哈金5)。

《活着》中，童古汉两眼间距过小。他上身瘦骨嶙峋，肋条骨都看得清清楚楚。童古汉的妻子简(Jian)长着一张大嘴:“她掰了一片生菜叶子，在炸大酱里蘸了蘸，然后放进了她的大嘴里”(Jin，Bridegroom18)。童古汉的第二任妻子刘珊是一个小女子，“她的体形使他(童古汉)想起了一颗子弹，可能因为她肩膀下垂，并且穿着棉裤”(Jin，Bridegroom31)。儿子亚宁面部肌肉抽搐。后来顶替童古汉任包装车间主任的小费身形如纺锤。罐头厂李厂长长着一双牛眼。就连民政局女官员给童古汉和刘珊发结婚证，说“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时，还露出两颗断牙(Jin，Bridegroom30)。

《幼儿园里》，大彬是一个大吵大嚷的粗野男孩，他“抽了抽鼻子—— 两溜黑鼻涕缩了回去，然后又钻了出来”(Jin，Bridegroom46)。《破》中，南副市长的千金长着两颗突出的犬齿(Jin，Bridegroom84)。《新郎》中贝娜是一个矮小、丑陋的女孩，胆小、怯懦(Jin，Bridegroom91)。黄宝文一表人才，有着洁白整齐的牙齿，却是个同性恋(Jin，Bridegroom92)。《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中，曼珊很漂亮，却长着龅牙(Jin，Bridegroom123)。《火焰》中，廖主任长着肿眼泡，秃头，用一个皱皱巴巴的手绢擤鼻涕(Jin，Bridegroom128，133)。尼美“自己的身体又粗又圆，就象一个大枣核。年轻时为同村姑娘所羡慕的杨柳细腰已经不见了。出了双下颏，还戴着眼镜”(Jin，Bridegroom130)。她丈夫姜兵的“瘦骨嶙峋的肩膀耷拉得比以前更厉害了。衬衫后背的汗渍象地图一样”(Jin，Bridegroom138)。《恶作剧》中，女售货员长着蒜头鼻子(Jin，Bridegroom144)。农民顾客中的高个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见鬼，什么都涨，就是我们主席不长”(Jin，Bridegroom144)。《疯狂》中的导演长着鼠灰色胡子，心狠手辣，是一个典型的恶棍形象(Jin，Bridegroom246)。

也许，哈金如此刻画人物是为了给他们加上易于识别的细节、标记，使得他们更加难忘，但是，这些标记往往是丑陋的、不和谐的，往往是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这正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定式思维相符:丑陋、肮脏、鄙俗、奸诈。

哈金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男性，而这些男性却是被女性化的“他者”。《新郎》中的黄宝文“象一个女人，一看就柔弱，皮肤白皙，轻声细语，还会织毛衣”(Jin，Bridegroom92)。后来，他说他不喜欢女人。婚后八个月，他的妻子贝娜还是个处女(Jin，Bridegroom101)。孔林和刘淑玉生了孩子以后几乎没有性生活，分床而居;和吴曼娜相恋18年，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导致杨庚将吴曼娜强奸。童古汉50多岁，已经没有什么性欲(Jin，Bridegroom30)。《火焰》中，尼美和丈夫姜兵分床睡，尼美只能在半夜独自叹息，回味和初恋男友的缠绵(Jin，Bridegroom131)。西方人经常把西方隐喻为阳性，而把东方比喻为阴性;哈金作品中的男性被女性化，更说明东方阴盛阳衰，完全被女性化了。这也是符合西方话语习惯的。

故事中的人物多为扁平人物。《破坏分子》中的两个警察一个矮胖，一个高瘦，简直就像漫画人物。他们并没有什么特点，只是为了让读者便于区分而已。《不好玩儿的玩笑》中的农民顾客一高一矮，一老一少(Jin，Bridegroom144)。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故事中没有英雄，只有“反英雄”，没有人有任何壮举，大家最后都成为失败者。童古汉陷入重婚窘境，成为活鬼，一个多余的人。孔林陷入婚姻窘境。杨慎民教授英年早逝，年轻人建(Jian)闹了个隐姓埋名、落荒而逃的下场。邵彬决定与腐败的基层官员作斗争，却被他们所利用。“打虎英雄”最后疯掉了。与快餐店老板做斗争的志士青年们被集体解雇。模范新郎原来是同性恋。与世俗作斗争的归国女教师夫离女散。

哈金不歌颂英雄人物，劳动模范，而是丑化中国人形象，似乎中国人都是那么丑陋，似乎这样才能使他们难忘。

哈金作品中所反映的主题、场景、人物有可能确有其人其事，但是不具有代表性，他对中国有选择的呈现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胃口，符合西方对东方的思维定式，是东方主义的呈现:中国是一个神秘、落后的国度，社会主义中国是“红魔”，中国人留着小辫子，病态、愚昧、丑陋、肮脏、狡猾。哈金正是以这种模式书写中国的，不辨真伪的西方读者误以为这样的中国就是真实的中国。

实际上，哈金笔下的中国并不具有权威性，他对当代中国的书写全凭他那已经模糊的记忆。虽然他的小说很热销，也奠定了他描写当代中国生活的“权威”地位，但是，他几十年前在国内的个人经历已经让他在写作中使用殆尽，全然没有了新鲜感和活力，因为他出国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中国对他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已经)成为逐渐模糊的想象对象”(高小刚203)。他本人也表达了继续写作“中国题材”的困难:“我不知道当今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看新闻，但我却感觉不到它——我听不到声音，我也闻不到那儿的气息。我跟中国的生活已经没有联系了。对我有意义的是移民的经历，是美国的生活”(Welch访谈，转引自高小刚203)。

注解【Notes】

①牡(丹江)鸡(西)市，有人译为木基市，也可以译为穆(棱)集(贤)市或者母鸡市。

哈金:《等待》，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

Ha Jin．Waiting．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9．

---．In the Pond．Vintage，2000．

---．Bridegroom．Vintage，2001．

---．The Crazed．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2．

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Welch，Dave．“Ha Jin Lets It Go:An Interview．”250ct．2009 〈 http://www．powells．com/authors/j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