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下乡土中国的转型与民族叙事——评俞林小说创作

□司敬雪

俞林（1918-1986年）原名赵凤章，河北省河间县三十里铺人，当代优秀作家。长期在江西工作，曾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俞林一生创作的小说数量虽不太多，但质量很高，经过半个世纪时光的淘洗，其思想与艺术光芒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耀眼。这是一位值得记住的作家。

俞林早年读过私塾，后转入毛公祠小学，1935年考入北平四中，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读高中时倾向革命，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俞林和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投入抗日工作。1943年发表处女作《为了春耕》（载《晋察冀日报·文艺周刊》第五期，鼓社编），1947年发表成名作《老赵下乡》（收入同名小说集，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行），获得很大反响。此后，他又创作《韩营半月》《家和日子旺》《郭三元和康米贵》《杨赶会一家》《国际悲歌》等中短篇小说，《人民在战斗》《在青山那边》等长篇小说。阅读俞林小说，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乡村题材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对战争背景下中国乡村现实的洞察，对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政治的思考，对乡村百姓苦难生存的同情与悲悯。作家澄明的理性与博爱的情怀紧密相连，建构出平实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叙事，让人为之震撼。

在以往的阅读经验中我明显感到，中国现当代作家所写的很多抗战小说大都把笔力局限在民族仇恨的宣泄和抗战胜利的狂欢上，而俞林的小说则不同，它在张扬民族解放主题的同时表现出可贵的理性思考。在作品中，作者没有用太多笔墨去展示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更没有过度渲染抗战者的仇恨与激愤。相反，在多数时候，作者把侵略者处理为远景，把百姓的日常生活安置在舞台中心，通过展示百姓从混沌到觉醒、从忍受到反抗的转变，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层逻辑。在《家和日子旺》中，老寿星有三个儿子，大儿媳二儿媳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老寿星实在没办法答应她们分家另过。其实家也没什么可分的。地是租别人的，分成四股单租而已。唯有一头牛还算值钱的东西，可是又没法分，只好一家一条腿从形式上分开。可是分家并没有换来家庭和睦，两个儿媳还是经常为谁家喂牛多谁家用牛少吵个没完。作者笔调轻松，不着褒贬，而普通百姓的卑微与自私尽显，由此引发的思考也很多。这不禁让人想到，所谓中华民族绵延近百年的灾难，除了归咎于外敌的贪婪罪恶之外，也应该看到本民族精神痼疾的内在原因。单纯的偏激的民族主义义愤，很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很容易在谴责外族侵略者的同时，遮蔽掉对民族精神痼疾的检讨与反省。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非常不利的。很多抗战小说以偏激的民族主义视角再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无形中忽略了它更重要的价值。准确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在组织军队进行军事反抗之外，同样有意义的举措在于积极开展对乡村政治的改造、民族精神的重塑。俞林小说的独特价值恰在于对后者有深刻的思考与表现。比如，对农村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认真审视。在老寿星家，二儿子加入了八路军，三儿子加入青年救国会，还在游击组担任工作。虽然小说一直把视角控制在家庭内部，但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社会细胞的变化已经清楚地折射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的乡绅主导的政治结构已经被动摇，而以村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得到初步确立并发挥作用。再如，乡村妇女的地位与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在老寿星家里，三儿媳贞贞是位妇救会干部。在工作中她显现出崭新的精神面貌。由此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地区，传统社会结构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身份得到改写，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成员初步被认可与接纳。应该说，俞林的这种发现与书写是十分可贵的。对于中国而言，近代百年耻辱从自身讲是政治、文化落后的一种结果。中国要复兴，民族要独立，改变自身痼疾，激发精神活力是根本。俞林在抗战题材小说创作中坚持启蒙思考，坚持启蒙与救亡并重，坚持以启蒙推进救亡，在救亡中深化启蒙，从而促进民族肌体刮骨疗伤去腐生新，以寻求中华民族最终的复兴，是非常有意义的思想探寻。

坚持民生立场，使俞林的小说创作具有历史的超越性。作为一位中国共产党员，俞林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信仰抽象化、神秘化。在创作中，他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出发点，去具体验证自己政治立场的正确与否。这使他的小说避免了对具体政策的搬用，而具有历史超越性。土地改革是俞林小说创作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时至今日，土地改革的价值与局限并无定论。但是，土地改革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还是得到基本肯定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土地改革具有必然性。把生产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是中国谋求民族独立、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很多作家描写了这一过程。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俞林没有把自己的创作当作土改大纲的颂歌，而是贯穿了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在判断土地改革的价值与意义时，作者坚持民生立场，坚持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比如在中篇小说《韩营半月》中，土地改革对于地主李洛富而言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他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他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土改，是自身利益驱使的结果。当农民被发动起来，李洛富的阴谋破产，被逮捕押往县里接受法律惩罚。在作者的叙述中，诉苦不是导向仇恨，而是为了结束过去，为了让村民过上好的生活。“我看有两条：头一条是叫赤贫户过上年，缺吃短烧的主救济救济；再一条就是拉倒金銮殿，一过年好分地!”“一过年咱们就安排分地，眼前过不去年的，李洛富家有的是年货，给你们分，叫谁过年也吃上饺子！”土改具体过程是否妥当可以讨论；但是，解决百姓吃饭问题，让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都过上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俞林小说叙事的着眼点正在这里。正是这种民生立场使俞林的小说避免了偏激情绪的宣泄，为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准备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资源。

坚持人性立场是俞林小说的另一特色。“人的文学”理念的提出，是五四文学为现代中国带来的宝贵精神资源。在文学叙事中确立人的法则，“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周作人《人的文学》，见《艺术与生活》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19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救亡主题不断升级，导致文学叙事中人的法则不断被挤压。这是历史的一个曲折。另一方面，有些作家比如张爱玲偏执地寻求个人叙事的合法性，走了另一极端，其结果使人性法则趋于窄化，遮蔽了民族危机的恐怖，冲淡了寻求民族解放的主题。在这两种偏颇之间，另一些作家寻找着人性与民族性的融合。我个人认为，在这一创作趋向中，俞林的小说有自己的特色，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的小说中，人物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但并没有把它绝对化、标签化。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并不把政治立场当作基础性标准。相反，他要让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够经受人性价值的考量。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时会软弱，甚至作恶，但是他们的软弱是人的软弱，他们的作恶是人的作恶。作者怀着悲悯的情怀注视着他们，包括贫农与地主，并为他们的堕落而遗憾，为他们的获救而欣悦。在短篇小说《郭三元和康米贵》中，民政委员康米贵本来工作干得不错，群众也拥护他。可是因为酒后失控，与女特务发生性关系，被特务要挟利用。之后他一面为特务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又十分痛苦、恐惧。最后，当他得知敌人的部队要来偷袭，村里的民兵有可能被全部烧死时，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主动向村长坦白了罪行，并请求制裁。因为人性法则的坚守，小说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冲击。本来，作家不是法官，小说不是宣判书。小说的功用在于触动人的心灵，让人自我检视、自我洗礼。而俞林的小说可以说深得此中三味，显示出宝贵的人道主义光芒。

俞林小说这种思想特色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个人以为，它来自作者两个方面的精神源头：一是儒家传统文化，一是西方现代文化。俞林出生的村庄三十里铺，原名崇德里，本是西汉大儒毛苌传授《诗经》的故地。村里有毛公祠，是后人为纪念毛苌所建。还有毛公书院，千年以来自觉传承儒家文化。家乡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无形中濡染了俞林的心灵。而且俞林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十分注重传统文化教育，“认为只教新课本，不利于我们思想的发展，就请先生教我们读‘四书’”。（俞林《忆童年》，见《俞林文集》268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对儒家原典的学习，使俞林从小养成了志存高远，兼济天下的胸怀。另一方面，俞林在燕京大学西语系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拓宽了他的思想视野。“俞林在燕大西系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左炳文、王九纯《坎坷人生铸辉煌——追忆河间著名作家俞林》，转见《俞林文集》508页）尽管俞林后来不怎么谈他的燕京大学经历，谈起来也偏重于介绍自己的革命活动，“我们燕大的地下党，就是在这个民族危亡时期，在学校里团结同学，宣传日寇必败、抗战必胜，批判国民党的运动政策，传播党的正确主张的一支小小的战斗队。”（俞林《燕园忆旧》，见《俞林文集》228-229页）但是毫无疑问，西方知识背景影响了俞林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始终尊重事实，始终保持了理性对现实与人物的烛照。在他的成名作《老赵下乡》中，俞林着力塑造了一个脚踏实地的共产党员形象老赵。“第二天老赵走遍了三个地方，各地的损失都调查了，杨老聚说的对，两个副村的损失比主村不小，全村说来眼时拾掇拾掇鬼子糟害剩下的粮食还能吃一时，等春天困难可一定小不了，小主东西本来就少，一损失就光了，这样的户应该特别着重救济。”（《老赵下乡》55-56页，新华书店1949年5月印行）老赵不从本本出发，也不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他一定要在充分掌握了实际情况后才认真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办法。老赵这种理性务实精神，应该说与他接受的燕大教育有一些关联。正是由于俞林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两种思想背景，造就了他小说创作的理性精神与人道主义品质。

阅读俞林的小说，也有一种遗憾。以他早期创作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俞林小说本应该在后期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在俞林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最应该出作品的时候，却被打入另册，空耗生命。特别是“文革”期间长达七年的囚禁生活，更是把一个富有才情、充满正义感的作家消磨得失了棱角。俞林后期的重要作品《国际悲歌》是以自己的囚禁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其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作者所遭受的肉体特别是精神的巨大折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一号一个人，谁也看不着谁，放风也是一个人，屋子里坐牢也是一个人”，“时间长了是个了不起的考验，有的人不行了，吃不消了，……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呜地直哭”。（俞林《不能忘却的记忆》，《俞林文集》388页）尽管俞林坚持下来了，但那段不堪回首的非人遭遇一定在他的心灵上烙下严重伤痕，无形中禁锢了他的思想与想象。所以，他后期的创作从艺术上讲更圆熟了，而他早期作品中那种独立思考的宝贵品质则减色多了。这是俞林创作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大损失，是由极左思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