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薇
游仙诗在六朝便已成为堪与山水诗、田园诗鼎足而立的一个诗歌类型。自曹植以《游仙》命题作诗以来,《游仙》之名便正式出现于诗册,继而到东晋郭璞时,具备了完备的体式从而达到高峰。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其录入郭璞《游仙》诗共七首,本文拟从中试析东晋游仙诗的特点。
游仙诗作为一个特殊的诗歌类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由屈原的《离骚》、《远游》等作品首开其端,下迄至汉魏时期,也记载过许多类似游仙的篇章,如乐府《步出夏门行》、《仙人骑白鹿》、《生年不满百》等,都表达了远游人间的思想;曹操、曹植、曹丕等人的某些诗篇亦传达出相似的理想,如《气出倡》、《飞龙篇》、《灵芝篇》等,然而却是到东晋郭璞时盛行,确定了完备的体式,达到其顶峰状态,可以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郭璞活动的时间段是在西晋中期到东晋初期。西晋中期的社会,经过了太康时期短暂的安定后,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慢慢开始激化,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郭璞才在惠、怀之际,避难渡江南下(《晋书》本传)。郭璞生活的西晋中期和东晋初期这段时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谈玄尚虚之风盛行,大多文人名士沉溺于对老庄玄学的探讨。“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王弼、何晏“贵无”,以《老子》为宗尚。其后的阮籍、嵇康,任诞放旷,高节自标,更多的是以《庄子》作为自我的行为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