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褪残红青杏小
——读杨洪军《残红》

潘德宝

花褪残红青杏小
——读杨洪军《残红》

潘德宝

杨洪军先生供职于铁路局，其小说也往往以此为背景，如《举棋》写的便是在铁路系统的权力棋局中的左右权衡。小说讲述了铁路局的老领导为人事推荐问题而举棋不定的困境。如果结合杨洪军的铁路局履历，戏称之为“双轨叙事”的话，那么在中篇小说《残红》中，作者再次祭起“铁路”之旗，沿着“双轨”走下去，亦是驾轻就熟之举。

小说以云河客运段副段长关岳跟车检查，遇上潘朵拉为开端，暗示着打开了列车上一干人等的“潘多拉之盒”，同时也敲开了都爽的爱情“潘多拉之盒”。在这次检查之后的酒宴上，关岳板着面孔，一脸严肃，这激起了都爽对权力的好奇之心与挑战之意；其实，对于关岳的风流韵事，都爽也早有耳闻。然而，这个男人的权力与魅力，端的是令她欲罢不能；而“如约翰尼·德普一般”的关岳也正是棋逢对手，两人你来我往，拼段子，比酒量，惺惺相惜中暗示进一步交手的可能。第二次交手在金碧辉煌大酒店，一群老总、一群领导，展示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空间，这一次，关岳大胜，都爽完败，而她甘愿做了卑微的女仆，匍匐在关岳的脚下，甚至暗生出感激之情：“她从心里感激关岳，是关岳让她感受到了被男人心疼着该有多么的幸福，是关岳让她品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第三回合，关岳玩消失，都爽原以为上了轨道的爱情却出乎意料地急转直下。最后，在“服务礼仪学习班”上，关岳对都爽甚至视而不见，让她顷刻间成为了簌簌凋零的“残红”。

可以说，小说《残红》是从铁路局转移了云河客运段，俨然是前一篇小说《举棋》的直线延伸，而且故事也确切地发生在依循着时刻表运行的列车上，似乎更体现出强烈的时序感和精确的逻辑性。然而，《残红》的写作，使得故事情节与叙事话语的时序更为揉杂交错，尤其是小说中引入了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让整个的直线叙事发生了变化，叙事话语也由此而逾越到了另一条轨道中。

四手联弹的《仲夏夜之梦》是浪漫主义的产物，梦幻的气氛、美妙的形象与音乐发展的线索，和莎士比亚喜剧的人物、故事情节有一定的联系。曲调明快、欢乐，是作者幸福生活、开朗情绪的写照。作者以这个情节来叙写女主人公都爽生命的另一条轨道——与同台演出的李斯特之间的青梅竹马的往事以及彼此不咸不淡的恋爱。但是在都爽的爱情预期中，李斯特显然不是远远瞻仰、暗恋并视自己为女神的类型；也不是被她以爱情名义俘虏的、奉她为女王的那一款；更不是驯服都爽、令她甘为卑微女仆的小王子。因此，都爽痛定思痛，不愿继续沉溺于已入正轨的人生，于是决绝地刹车逃婚。故事平常而简单，倒是李斯特提出的八年之约，在都爽家人口中成的“八年抗战”，却有着一种悲壮之感，也使得这一轨道似断若续。

关于“残红”这一意象的表现，当以苏东坡的《蝶恋花》一词为著：“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首句一红一青，既写衰亡，也写了新生，本是常情，读来却略带悲凉，虽以处处芳草来安慰，总觉略输风采。更何况多情与无情的对立，抒写着失意与抑郁。而在小说《残红》中，都爽飞蛾扑火般迎向关岳，其实是自己选择走向了“残红”，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用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的话来宽慰自己：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这种爱情选择与最后倒在病床上的结果，大有“向死而生”的哲学意蕴。

可小说交给读者思考的问题还在于，向“死”果然能“生”吗？花褪残红，是不是就能如愿结成精致剔透的“青杏”呢？小说最后，李斯特再度出现在都爽的病床前，越轨未遂的她，似乎又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了，可是未来如何，作者并没有明示，留下了一个半开放的结局。如果说都爽与李斯特的婚恋是平淡无奇却又可靠实在的“正轨”的话，那么她与关岳的激情充其量只是一场梦，她不甘平淡的念想如潜意识般冲破现实意识的藩篱，逾离了轨道，而到了最后，幻觉也随之被打破。正如小说中郁伶君说：“和老实的人恋爱会很放心，但生活却也非常乏味。和聪明的人恋爱很快乐，因为他们很幽默，会说话。但也时时存在着危机，因为这样的人容易变心。”两轨不可得兼，却都不可或缺，这正是杨洪军“铁路局小说”的“双轨叙事”中所传达出的深刻内涵。

此外，在叙事形态上，作者似乎在描写两个不同的情爱空间，前一个是静态的，后一个是动态的。尽管都爽与李斯特两人的交往时间和过程相对较长，但由于彼此之间乏善可陈的婚恋状况，小说的话语叙述也因而较简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静态的特征，作者着墨不多，叙事速度也较快；而另一方面，都爽与关岳的交往不多，却充满激情，小说也随之调整了叙事的笔调，彰显出一种动态的节奏，叙述的速度根据两人的关系的起伏变化而明显放慢，这种节奏和速度上的强烈对比，正与人物关系的此消彼长，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形成了深有意味的巧妙结合。

(作者供职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