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

2011-08-15 00:42:44北京商金林
名作欣赏 2011年28期

/[北京]商金林

作 者: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9年《十月》第二期刊登了裴春芳辑校的《沈从文小说拾遗》,郑重指出《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原是发表在香港《大风》半月刊第73至76期(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5日、10月5日分四次连载)上的《梦与现实》(署名李綦周)。此篇后以《新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昆明《当代评论》第3卷第2至6期(1942年11月22日、29日,12月6日、13日、20日);复以《摘星录》之名,重刊于桂林《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这三个版本可简称为香港本、昆明本和桂林本。《沈从文全集》第十卷里的《摘星录》采用的是桂林本,与香港本的文字不尽相同。而沈从文1941年6月20日、7月5日及7月20日分三次连载于香港《大风》半月刊第92至94期上的《摘星录》(署名李綦周),则为《沈从文全集》所失收,成了佚文。

这个重大的发现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最可喜的收获,裴春芳挖掘史料的可贵精神着实令人钦敬。与《沈从文小说拾遗》一同发表的研究论文《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40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以下简称《证》文),写得很有才气,但作者对《摘星录》的探究和考证却颇有可商之处。早在裴春芳之前,已有人认为沈从文这一时期“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是完全实录的,故事有它原始状态下的真实”①,《证》文则进而断言新发现的《摘星录》“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而这一个“偶然”应该是“经常在文人雅集诗酒风流之际抚琴吹笛的张充和”,为了阐释这个重大发现,《证》文列举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都不能成立。

一

《证》文说“香港本《摘星录》虽然文字精美雅致,但笔触实际上最为刻露,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日亦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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