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变法”与“强烈的独特”

/［上海］徐正濂

艺术家好谈“暮年变法”，那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暮年变法应该是个性语言的强化而不是弱化，作品面目应该更强烈、清晰，而不应该为追求变化而致面目的模糊和语言的混乱。这种强化可以是原有特征的进一步强调、进一步深刻，但未必一定需要进一步的形式丰富。外在形式的丰富可能反而有损面目的清晰和强烈。

暮年变法要以深厚的传统积累为基础，这种基础上的变法，才能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才能有作品的深刻性。但是传统语言的强化又可能导致个性语言的削弱，因此在暮年变法中，这种传统积累或许应该隐藏得更深。也就是说，暮年变法的外在形式，看起来也许会和传统的距离更远些，它将不屑在外形上寻求和传统的相似，但又必须在意味上、精神上和传统默契。如果你真达到这样的高度，可能受到知音的激赏，但更可能与大众的喜好越来越远。陆放翁说“诗到无人爱处工”，便是这样的意思。暮年变法或应该往这样的方向努力吧。

艺术创作的所有品质中，独特性是第一位的，并且在历史的、专业的评价中，独特性的强烈与否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陈巨来之不及齐白石、吴湖帆之逊于黄宾虹，无不因为这样的原因。当年京剧的“四大名旦”，历史性的评价越来越倾重于程砚秋，就在于程派唱腔的特殊性，在风格的强烈性上，程砚秋甚至胜过了梅兰芳。

我自以为自己的篆刻还是有一些独特性的，但是也自知强烈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