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贪忮（下）

/［北京］李洁非

八

1644年6月7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同时发布《监国谕》。这个文件，诸多史著如《弘光实录钞》《甲乙事案》《平寇志》《明季南略》提都未提，《圣安皇帝本纪》《南渡录》《国榷》《南疆逸史》《小腆纪年附考》等，虽提及，却极简。唯一备其全文（或至少接近于全文）者，盖即《爝火录》。由于诸家的淡漠，我原以为那不过官样文章，但从《爝火录》细读原文才知并非如此，其实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包含许多重要信息。

一般来说，即位诏书之类，确乎都是官样文章，其话语多半不必认真对待。但此番有所不同。这次，是明朝遭受重创、大行皇帝死于非命、国势近于瓦解之际，仓促间扶立新君，为此而发布的文告。它会如何谈论、认识和总结所发生的一切呢？这是我们颇为好奇的事情。

果然，《监国谕》第一条就说：

连年因寇猖獗，急欲荡平，因而加派繁兴，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则已困穷。今寇未平，军兴正棘，尽行蠲派，实所不能，姑先将新加练饷及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尽行蠲免，其余新旧两饷及十二年以前各项额征，暂且仍旧，俟寇平之日，再行减却。贪官猾胥朦胧混派，使朝廷嘉惠穷民之意不获下究，诏差官会同抚按官即行拿问，一面题知。如抚按官徇私容庇，并行重处。①

包含三点内容：一、承认多年以来加派过重，民力竭穷；二、宣布停征“三饷”中的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其他杂派（练饷之征，即起于崇祯十二年），但此前两项饷额，即辽饷和剿饷暂时不能停收；三、承认历年除由国家明确规定的加派外，地方政府或“贪官猾胥”也有自作主张另行加派者，对此中央将派人会同地方官坚决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