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超越:戴望舒与法国象征主义

⊙孙淑红［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在19世纪末对中国有较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象征派现代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年版《中国文艺年鉴》对象征诗派做了如下论述:“这一诗派在中国的创始者是李金发，而有了可观的成就的是戴望舒和蓬子。……只有戴望舒，他连续地在《现代》上发表了许多新作，在1932年的诗坛放射了不熄的光芒。象征诗派的通病是在用绮丽的词句来掩饰内容的空洞，而望舒却是在诗歌里寄托着他的灵魂的；这便是他所以异于，同时也优于，其他诗人的一点。”

戴望舒的好友施蛰存认为，戴望舒译诗的过程也正是他做诗的过程，他在翻译道生、魏尔伦的诗，正是写《雨巷》的时候；翻译果尔蒙、耶麦的诗，正是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体的时候；后来翻译《恶之花》，他的创作诗也开始使用脚韵。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在施蛰存看来，戴望舒的创作过程中受到了法国象征派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描述出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从形象的表现到抽象的表现这一发展轨迹，以及象征派诗歌从感性逐渐向理性发展的历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戴望舒不重复自己，更不固步自封，他总是孜孜以求地探索前进的道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自己的艺术水准。

一、象征主义对戴望舒的影响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白色恐怖时期。《雨巷》正是当时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