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松梅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马克思说,“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页。而且是必然产物。从交往和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制度,乃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群体的结合方式,是稳定、规范、固化的社会关系,包括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落实与维护这一结构、协调和维护人们的权责关系、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活动规范和行为准则系统。制度范围很广,既有各种法律、章程、条例、准则等,又有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惯例、道德、伦理等。与政策、方针、路线、决策不同,制度以其规范的严格化、体系的完整化、过程的程序化、执行结果的强制化为特征,并以一定的社会组织权力作保障。制度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同时也造就了在此框架中人们行为的动力、规范及其独立存在的形式,即营造了一种环境。当逐渐确立起来的制度演变成习俗惯例后,它们便在不同范围、程度和层次上成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人们按照它们去思想、去行动,经过无数次重复后,这些做法便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人的活动方式。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说过:“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公认的生活方式”。②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9-140页。
制度作为一种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客观存在物,也存在一个被评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