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礼：中国传统婚律的渊源

杨有军

六礼：中国传统婚律的渊源

杨有军

本文首先介绍了“六礼”的内容及其沿革；其次分析了“六礼”中最重要的“纳征”礼与中国传统婚约的关系，认为“纳征”就是订婚(1)，是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最后，通过考察中国历代婚律对婚约的规定，得出婚律源于“六礼”的结论。

六礼；婚约；婚律；渊源

在中国古代，在律令发生以前，礼独负法的作用，婚姻须依礼而行。“而婚姻仪注之最要者，实为六礼。”(2)周礼所规定的婚姻成立要件，可以说是把先代婚姻成立条件归纳成礼制，又成为后世婚律的先河。本文之主旨，即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六礼”对中国传统婚律的影响及其源流关系。

一、“六礼”及其沿革

传统中国，婚姻的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是两个家族的联系纽带，而不是男女当事人的事。“士及其以上等级的男女联姻不再是两个人的情感和生活的需要，甚至也不仅是事关男子父母兄弟的家务事，而是关系男子所属的大家族，乃至宗族的大事。男子不仅为个人娶妻，更是为父母娶媳，为家族娶妇。”(3)《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从《礼记·昏义》对结婚过程的描述可知，周礼所规定的婚姻已经由购买婚过渡到聘娶婚，男子以聘之程序而娶，女子以聘之方式而嫁。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就成了聘娶婚的程序要件。由于“其仪有六”，故后世称之“六礼”。

纳采，一般指男家为了和女家“合二姓之好”，先遣媒人“下通其言”，然后再派媒人向女家送求婚的礼物。作为六礼之首，从形式上看，婚姻一般都是由男方主动提起，女方则是被动的承受者。同时，纳采之时，男方通常用雁作为彩礼，女家收下算作允婚，故又有“委禽”之说。问名，一般指男家具书，遣人到女家，问女子名及其年月日时。女方复书以告女方的出生年月及其生母姓氏。纳吉，是指男方问得女名后，“归卜宗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4)。至此，媒人两往两复，双方家长达成了“合意”。纳征，即在纳吉之后，择日具书，遣人送聘礼到女家，“女家一旦接受了聘礼，男女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就算确定下来了，女方就算有了丈夫，不再接受其他人的聘礼。”(5)请期，即指男家选定成婚日期，请媒人通知女家，所以请期实为“告期”，曰“请期”而不称“告期”，表示男家不敢自专的谦敬和客套。亲迎，指男子先执雁到女家家庙拜祭女方祖先，然后先行回家，候于门外迎娶女子入门，“亲迎于户，六礼之仪始备”。至此，婚礼即告一段落。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数千年的主要婚姻仪式，六礼也动态发展的。六礼创自周代，但周时礼不下庶人，“因此在奴隶社会阶段，‘六礼’是‘士’以上等级的贵族和平民所实行的婚姻仪式”，具有显而易见的等级和阶级限制。自汉迄于南北朝，帝王立后，皇太子立妃皆无亲迎节目，六朝时期，由于时局艰险，岁遇良吉，急于嫁娶，变六礼为“拜时”，婚姻六礼程序则又全部从略。隋唐以后，皇太子虽增亲迎之礼，但到宋朝，“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6)，则六礼仅存其四，反映了宋代品官、诸王实行传统的六礼仪式，士庶人则对六礼有了简化。后来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他的《朱子家礼》中又并纳吉于纳征，则六礼实归为三礼。明洪武时朝廷明令士庶一遵朱子家礼，用法令的形式肯定了庶民和品官在婚礼仪式上的不同。清朝时的婚姻又加入成妇和成婿之礼，细分为九。

可见，婚礼繁目细节因时变化、因地易俗，不能统一，但六礼的核心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一直是中国传统婚姻仪式的主骨架。一如陈鹏先生所说的“历朝定嫁娶之仪，均奉为圭臬，代代相仍，略无增损。”就婚礼的意义而言，实质上等同于现代婚姻法上的婚姻的实质要件，各种奇异的不合社会习惯的非常态婚姻，一切都是以礼作为判断取舍的根据。就婚姻的仪式而言，是婚礼的具体表现，实质上等同于现代法中婚姻的形式要件。“故嫁娶方法归一，莫可或违，违则视为失礼，甚或不以正当婚姻目之。”(7)

二、“纳征”与婚约的关系

六礼中最为重要的是纳征礼，它是整个聘娶婚中承上启下的一环，是婚姻成立与否的标志，同时又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环，至今仍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所以有必要对纳征的含义加以详细地分析。

《仪礼·士婚礼》记载：“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郑玄注称：“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用玄纁者，象阴阳备也。束帛，十端也……俪，两也。执束帛以知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据此可知，纳征的礼仪程序与纳采、纳吉大体相同，惟以丝帛与鹿皮为贽礼，不用雁。根据郑玄的解释，行纳征之礼时，置两张鹿皮于庭院中，使者在庙堂上手执十端丝帛向女家主人致辞，传达男家行聘定婚的意愿。使用玄纁之色，意在象征男女婚配、阴阳交合，而两张鹿皮也寓成双成对之义。

行过纳征之礼，婚姻即告正式成立，所以“征”即为“成”，“纳征”也可称为“纳成”。孔颖达疏《仪礼·昏义》：“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程子也说：“征，证也，……用皮帛以证成男女之礼也”。(8)后世习称为“放定”、“下定”、“定聘”等，也是因为此时婚姻已完全确定。又因为纳征不用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而用实质性的丝帛财物作为聘礼，所以也称为“下财礼”、“彩礼”等。

学界对于“六礼”与订婚的关系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同于现代的订婚，请期、亲迎为成婚的礼仪。“依古礼，婚约之形式的要件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前四礼为定婚，而后二礼乃成婚的仪注。”(9)另一种观点认为六礼中“纳征”之礼和订婚相当，如“纳征，就是订婚……”(10)，“按照‘六礼’，纳征就是定婚，……”(11)。这些学者基本上认同“纳征所以证婚约之成立”，并且看重聘财在婚姻成立中的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与分歧，究其原因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六礼前四礼为订婚，而后二礼乃成婚的仪注”的观点，是受近现代婚姻法将订婚和结婚完全分开观念的影响，强调了订婚和结婚是婚姻的两个不同阶段，这种分类法的参照系是近现代的婚约理论，虽不乏一定的意义，但或多或少的掩盖了纳征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关键地位。而第二种观点强调“纳征”程序在缔结婚姻关系过程中的关键地位，看到了在中国传统婚姻中，聘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意义。《曲礼》之所谓“非受币不交不亲”，《坊记》之所谓“无币不相见”，都表明无“币（即纳征）”不成婚。从婚姻礼仪的整个过程看，纳采、问名、纳吉只能说是婚姻的前期准备，惟有发展到“纳征”这一步，才正式进入婚姻的实质性阶段。

三、婚律源于“六礼”

“婚姻立法在中国古代是伴随着‘礼’的形成而逐步产生的。”(12)礼在传统中国有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民事往来的行为规范是以礼的形式出现的，礼被用来规范人们的民事行为，虽然它本身不是法律，但却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旨在明确所有社会成员的“分”即权利义务。随着法律的儒家化，许多儒家的礼仪都被纳入法律，关于聘娶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也自然逐渐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使得作为传统婚礼的仪式的“六礼”不仅具有个体内心的道德谴责和外在的舆论压力，更具有了有形的硬性的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揆诸现有的历史资料，婚律对婚礼的保障可能始于晋代。《晋书·刑法志》：“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这可以说明晋律中已有规范嫁娶程序的条款，只是因为晋律现已不可考，还不能称为定论。可考的是唐以后的婚律。礼制方面的聘娶婚，由纳征而成，自唐律以后，即以交换婚书或收取聘财为婚约成立要件，用来保障六礼中纳征的效力。《唐律·户婚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虽无许嫁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可见，有唐一代视聘财为结婚要件，婚书可无，而聘财不可或缺。唐代诗人白居易做官时在一个判文中就写道：“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请从玉润之诉，无过桃夭之时。”(13)宋元规定与唐代大致相同。明清律也规定，“男女定婚之初，要“写立婚书，依礼嫁娶”，“若许嫁女以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女嫁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亦是”。明清律对婚姻的规定与前代虽稍有差异，但也一以贯之的强调了聘财是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

通过考察“六礼”的内容及沿革，纳征与婚约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婚律中有关婚约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六礼”与中国传统婚律的源流关系：纳礼入律，出礼入刑。正如台湾著名法制史学者陈顾远先生所谓，“以婚礼亲成男女，使民无嫌，以为民纪，此婚礼之所以存在也。然礼之节目繁琐或非质者所愿遵，且对于旷夫怨女之救济，又或礼之所穷，于是除济之以政外，并须齐之以刑焉。……齐之以刑云者，即出乎礼而入于刑之谓，乃后世律之所由起也。”(14)

注释：

（1）根据对建国以来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通知、批复，以及论文专著的调查，笔者发现，我国立法者、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基本上认为婚约、定婚、订婚的法律意义是一致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混用，如有?“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亦称定婚或订婚”（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4版，第72页），“定婚，订婚约也。”（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第282页。）等类似表述。

（2）徐朝阳：《中国亲属法溯源》，商务印书馆发行，1930年4月版，第112页。

（3）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8页。

（4）《仪礼·士昏礼》郑注。

（5）方川：《媒妁史》，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47页。

（6）《宋史·礼志》。

（7）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印行，1977年8月第5版，第292页。

（8）《二程集》。

（9）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0月第7版，第227页。

（10）孙晓：《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47页。

（11）张涛：《中国古代婚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7页。

（12）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94页。

（13）白居易《长庆集》卷四十九。

（14）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印行，1977年8月第5版，第298—299页。

[1]徐朝阳.中国亲属法溯源[M].北平：商务印书馆，1930.

[2]叶孝信.中国民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祝瑞开.中国婚姻家庭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方川.媒妁史[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5]孙晓.中国婚姻小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M].台湾：三民书局，1988.

[8]戴炎辉.中国法制史[M].台湾：三民书局，1987.

[9]张涛.中国古代婚姻[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杨有军，安徽枞阳人，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律师，现供职于成都农商银行人力资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