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娜拉与子君看东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之异同

何英霞

（营口市中等专业学校 辽宁 营口 115000）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流传和更深入的理解。在易卜生生活的十九世纪的挪威社会，资本主义正处于繁荣的景象中，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的悖理性也不可避免地显现了出来。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逐渐形成，并与当时资产阶级的种种思想对立起来。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易卜生的这种人道主义适应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要求，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其作品的翻译和评介也越来越多。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论及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娜拉走后怎样》（1923）等。 在小说方面，鲁迅在1925年写作了《伤逝》作为对《玩偶之家》的回应，来回答中国的娜拉出走后的问题。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话剧，鲁迅的《伤逝》是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应该说在人物的塑造上是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的。但是，娜拉与子君的形象在诸多方面是相通甚至相似的，由于《伤逝》的创作动机与《玩偶之家》的联系，使作品的人物之间必然带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性。这不仅体现在情节的设置或者说人物的命运上，而且在娜拉与子君的某些内在性格和思想特征上，也表现出了潜在的共同之处。

1 创作背景

十九世纪挪威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欧洲的革命形势，造就了易卜生。他一生都在寻找精神出路和社会出路，执着地探索新的人生宗旨和新的道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