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友 声
我在学生年代(1949-1952)和工作初期(1952-1958)很难区分中国造船学会与上海分会,因为它们都在上海,两个学会的领导成员中的许多人是重叠的,多半是我们的老师,如辛一心、杨槱、王世铨、方文均教授等;在他们的教育和培养下,我们成了造船人。记得当时学会领导人程望在我们毕业前夕还专程到同济来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描绘了即将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美好前景,他说:“……大绘图桌、压条、压铁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快来吧!”,我们听得心头痒痒的。
学会所办的《中国造船》刊物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学术交流和培养、锻炼的重要园地。这份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有老专家们执笔的、阐述他们从事造船事业的学术心得和介绍国外学术成就与经验,让我们这些小字辈们得益匪浅,而且为后生们提供了学术讨论与展示才华的舞台。1956年《中国造船》第1期首页刊登了我撰写的“关于梯形法”一文,引起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盛振邦接着发表了《关于辛氏法》的论文,质疑和争辩气氛热烈;它进一步启发了我对辛氏法的兴趣;为了弥补辛氏法对端点附近面积估算不足的缺陷,同年我在该刊上又发表了“辛氏法端点”修正的论文。后来,这一修正方法被收录于当时的船舶设计手册和有关的教科书中;有的老师还在课堂里向学生介绍此法,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也是我开始步入学术研究的重要台阶。该刊主编方文均教授一直鼓励我多研究、多投稿,让我有多篇论文发表在《中国造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