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

孙红梅

(浙江科技学院语言文学学院,杭州310023)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Mary Snell-Hornby突破了把翻译定义为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的局限,把翻译视为两种文化间的互动[1]。Lambert与Robyns把翻译也定义为文化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间活动[2]。Umberto Eco则直接把翻译等同于文化。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的现象,而是把一种符号转变为另种符号的永无止境的翻译活动[3]。Vermeer多年来一直强烈反对把翻译看作纯粹的语言活动,他指出,翻译主要是文化迁移。他认为译者首先是双文化者,因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译者肯定也是双语者。Vermeer认为翻译不是语言学派所认为的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跨文化交流行为[1]。Susan Bassnett在她的文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宣称,跨学科研究的新时代已到来。她指出翻译研究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积累了文化研究者不得不参照的素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实施环节。Bassnett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指出两者都经历了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随着文化研究进入全球性的发展领域,Bassnett建议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应该跳出原来并行的轨道,联合力量,共同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跳出了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符号转换的狭隘圈子,以宽广的视野尽览文化大语境下的翻译全貌[4]。文化是理性的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是在时空中动态的综合体。在现今多元化的世界,各种文化空前纷呈,多元化、交融性成为文化的突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