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安徽新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新四军“高敬亭案”溯源
赵东云
(安徽新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新四军高敬亭案的根源。高敬亭在“贯彻东进战略”、“杨曹事件”中负有责任,而其耿直的性格和“新开岭事件”等影响了部队团结,并因此最终遭致杀身之祸。文章肯定了高敬亭的历史功绩,并对其在第四支队的工作给以恰当评价,认为高敬亭“功大于过”。
新四军 高敬亭 叶挺 项英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随着几声沉闷的枪声从肥东青龙场褚老圩传来,一代抗日名将、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一桩令后人唏嘘不已的错案由此铸就。
如今,七十多年的岁月悄然而逝,关于高敬亭案的根源一直存在诸多分歧,但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高敬亭坚持大别山斗争,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实施“东进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并因此埋下祸根,高敬亭之死属于 “功大于过”“罪不当诛”[1];另一种观点认为,高敬亭为革命立有特殊功勋,纵观其革命生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反党、反中央、不服从军部领导之类的问题,枪毙高敬亭完全是一桩冤案。[2]
笔者近来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希望对探究高敬亭案的历史根源有所裨益,廓清后人对那一段历史的模糊认识。
在高敬亭被捕后进行公审期间,高敬亭的一项重要罪行便是“患有恐日症,对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信心,一开始就不愿东进抗日”,显然,高敬亭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新四军的东进战略有很大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