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主义语境下的萨特在中国的译介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70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同时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激发了学术思想界对新中国历史现实的全面反思与批判,以清算“文革”乃至整个极“左”思潮对人的“非人化”、“异化”的践踏,这被学界称为新启蒙运动。在“重返五四”的启蒙现代性语境中,人道主义话语再一次成为各种思想论争的聚焦点,并成为新启蒙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时期,为了满足人道主义需求的现实迫切性,人道主义犹如一个万花筒,什么理论都可以装在里面。不仅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是人道主义,而且现代西方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家,如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理论,也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理论。加上萨特还发表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新启蒙知识分子在宣传他的理论时,就显得更为理直气壮。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是被新启蒙知识分子借用来启蒙大众的思想文化资源。于是,对萨特的译介就比较迫切,并被迅速提上了日程,曾一度掀起过译介萨特的热潮。

在80年代,译介者不仅翻译了萨特的大部分著作,还翻译了一些西方学者专门研究萨特和存在主义的专著。即使有些著作一时还没有被译介,他们也在努力地撰文加以介绍,并且积极关注世界各国研究萨特的最新动态。萨特的译介,对启蒙现代性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林青教授翻译、发表在《外国文艺》1978年7月创刊号上的《肮脏的手》,是新时期出版的萨特第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