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①—— 以湖南经济为例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商学部 李良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外投资日益重要，对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与之间关系的正式研究是由Robert.A.Mundell(1957)最先开展的，其提出是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K.Kojima(1977)的工作是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统一，推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补效应的小岛清模型。Bhagwati等(1987)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彼此之间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威胁和化解这种威胁的努力会产生补偿投资。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则是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其关系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果是合作关系，则商品的贸易和生长要素的流动将产生一种互补关系，否则，则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国内学者杨迤(2000)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有重要作用。江小涓(1999)研究表明，DIF能够促使东道国从消费型进口转变为生产型进口。还有的学者应用Granger非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因素分析法、绩效或贡献度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大多显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是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国内的实证分析大多集中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很少有人研究，本文试图弥补国内在量化二者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并且本文将依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 分析数据选取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较短，我国及湖南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晚，加之统计数据的缺乏，样本设定在1985~2005年之间.本文的所有数据均从《湖南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得到。

2 分析结果

2.1 基本数据分析

(1)DIF与经济运行态势

从数据可以看出，1995年到2000年，湖南企业对外投资由于刚刚起步，发展缓慢；2001年到2003年，湖南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相对于前几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增长放缓；2004年以后，湖南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似乎又上一个台阶。2005年相对于2004年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可以看到，DIF与GDP的增长态势基本相似：经济形势较好时，DIF增长迅速，如1999~2001年；经济形势恶化时，DIF的增长速度也相应地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如2001~2003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前，湖南DIF增长的绝对额基本上是上升的；2000年以后，湖南DIF的增长速度和增长绝对额显著放缓。如 2000~2001年DIF 增加了10亿美元，而2001~2002年减少了0.1亿美元，增长绝对额放缓了近10倍。

(2)DIF与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

数据分析反映出DIF与湖南GDP、进出口总额的比值在1985~2005年间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91年至1996年，DIF，GDP，T几乎呈直线上升；1995~2000年DIF的值在14%上下小范围波动，2000~2001年DIF的值急剧上升，而DIF的值从2001年起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说明DIF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6年开始就有所下降，对我国进出口的贡献量从1995年开始停滞不前并在1996年呈急剧下降趋势。

总而言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态势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相似，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DIF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贡献；但是在作DIF、GDP、T分析中我们也发现，从1995年开始，DIF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下降，对进出口的贡献从1995年开始也停滞不前，并在1996年呈急剧下降趋势。为了定量地测定DIF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实际贡献，并对1996年开始出现的DIF贡献量下降的现象作出解释，下文将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并作计量检验与分析。

2.2 实证分析与结果

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可能具有非平稳性，因此，我们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我们将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消除非平稳的时间系列变量之间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结论失效，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系列的平稳性。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除出口是2阶单整外，其他都是一阶单整。由于DIF，IM 和TotalTrade 都是同阶单整，需要进一步检验其协整关系以鉴别其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以有效避免伪回归。出口EX与其他三变量之间不是同阶单整，因而它们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随机系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而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非平稳系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样就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为此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考察。

Totaltrade， IMport，DIF都是一阶单整，这里进一步检验其协整关，Export是二阶单整，不同阶单整不存在协整关系不予检验。检验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IM， TotalTrade，DIF之间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3)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1969)对随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可以检验的定义并提出了检验方法.由于Granger检验结果依赖于滞后期长度的变化，因此，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 这里选择了6个不同的滞后期.

检验结果表明，湖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外贸易变化的原因，而对外贸易却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总量的回归关系为：

T=8.62713857698*DIF+125.18035567 (1)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总量的影响为正， 且统计显著度达64.2%.

3 讨论

3.1 结果讨论

通过平稳性及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了解数据的平稳性，除出口是I(2)平稳的外，其它都是I(1)平稳的，这符合一般金融数据都是I(1)平稳的惯例。而通过Granger因果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进出口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只是在滞后小于两年内才有效。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推动出口的增长。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投资在国外站稳脚跟，出于成本考虑，所有原材料及劳动力倾向于从国外本地获取，所以对本国出口的作用就会减弱。其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为规避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而设立的关税迫使对外直接投资相应增多。最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政策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市场机制及经济全球化发挥作用的体现，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二， 虽不能证明湖南进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Granger检验结果至少表明湖南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而且只有滞后两到三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才是进口变化的原因。显然，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产生一定规模，并且有利可图，进口该国原材料或半成品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从该国进口增多。首先，可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而产生寻求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进出口增长。其次，从微观角度来看，随着企业进口原料、半成品的增多，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刺激进出口增多。最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也促进了贸易型的进出口增多。这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总额中贸易型投资占60.5%可以看出。

第三， 湖南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变化及贸易总变化的原因， 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相当明显。首先，这可能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增大对进出口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对贸易的推动作用增强。可以预见，随着湖南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有效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拉动贸易的增长是湖南及中国必须应对的趋势。

3.2 结论及其意义

DIF与贸易基本呈现正相关，当DIF迅速增长时，贸易发展较快。如1995年到2005年间，湖南贸易总量由1995年的243.7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491.9亿元。10年增长150%。而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近900%，较快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无到有。当DIF增长加快时，贸易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加快。

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有：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对外贸易发展；提升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优化资源配置。

湖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也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资金及技术不足是两大制约因素。

据统计，湖南对外项目投资大多规模较小，金额90% 在300万美元以下。而创新能力不足、经验不多、资金不雄厚、自主知识产权少严重阻碍了湖南企业走出去。随着资金及金融服务的快速到位，湖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外投资带动产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

[1]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PP.321-335.

[2]Bhagwati,Jagdish N.,etal,1987:《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A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October 27,PP.127 138.

[3]Goldberg,Linda S,etal,1999:《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NBER working pape.

[4]小岛清(日).对外贸易论.周宝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1).

[5]江小涓.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 1999(2).

[6]杨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的相关分析[J].世界经济,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