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尔吉亚的政治修辞术

李利敏

试论高尔吉亚的政治修辞术

李利敏

介绍高尔吉亚的作品及其哲学思想、修辞技巧。阐述高尔吉亚和柏拉图所谈论的修辞学存在的差异。高尔吉亚修辞学更偏重政治目的，柏拉图修辞学是哲学上的修辞术。柏拉图一味的区分它们的异同只会导致本来同属一个有机整体的修辞学被迫分道扬镳。

高尔吉亚；柏拉图；政治修辞术；哲学修辞术

一、引言

修辞学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在西方很受重视。罗伯特·福兰克曾说：“自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修辞学就是西方文化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古典时期的修辞学研究包括古希腊（智者派修辞家和亚里士多德）和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虽然是探讨修辞的第一本著作，但是早在古希腊智者学派时期就已经展开对修辞思想和技巧的各种争辩，古希腊时期最有名的修辞学家之一高尔吉亚的修辞思想和修辞技巧对后人影响很大。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却认为高尔吉亚的修辞学是“伪修辞学”，自己所主张的是“真修辞学”。其实修辞学只是从功能上可以分为“话语建构方式的修辞技巧”和“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的修辞哲学”。高尔吉亚的修辞术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政治需要，而柏拉图所强调的修辞术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哲学建构。但是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它们只是在功能上存在差异，柏拉图一味的区分它们的异同只会导致本来同属一个有机整体的修辞学被迫分道扬镳，最终使光芒万丈的修辞学一落千丈，变成不顾真理与道德善恶而一味求胜的“诡辩术”。这对高尔吉亚本人或修辞学这门学科来讲都是极为不公的。如果重新审视高尔吉亚的作品，会发现高尔吉亚是一个把哲学和修辞完美融为一体的修辞家，他的修辞思想和修辞技巧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高尔吉亚的作品及其思想

高尔吉亚，西西里人，提西阿斯的弟子。他于公元前427年作为大使出使雅典，试图说服雅典与其国结盟。虽然没有完成此项任务，但是他的演讲轰动全城。对其演讲的效果有如下评价：

“When he had arrived in Athens and been brought before the people,he addressed the Athenians on the subject of an alliance,and by the novelty of his style he amazed ［them］… He was the first to use extravagant figures of speech marked by deliberate art:antithesis and clauses of exactly or approximately equal length and rhythm and others of such a sort,which at the time were thought worthy of acceptance because of the strangeness of the method.”

——Didorus Siculus(12.53)

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其评论也认为其“口吐珠玑，讲究对偶与节奏，采用诗的词汇与出色的隐喻，使散文带上诗的色彩。”

作为一名演讲者和教师，高尔吉亚撰写了许多演讲词和论著，保留下来的有哲学论述 《论自然》(On Non-Being or On Nature)的部分内容，两卷修辞篇章《海伦颂》(The Encomium of Helen)、《帕拉墨得斯的辩护》 (The Defence of Palamedes)以及《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的一些片段，这些著作构成了高尔吉亚修辞理论的核心部分。另外3部著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演说(Speech at the Olympia Games)、德尔斐运动会演说(Speech at the Pythian Games)和赞颂厄利斯人民(Encomium for the People of Elis)均已失传。此外，高尔吉亚的思想还可散见于柏拉图的对话 《高尔吉亚》中，其中苏格拉底（Socrates）通过与高尔吉亚的对话展开对诡辩艺术的攻击。

高尔吉亚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不存在与论自然》中对“非存在”的论证，归纳起来有3个命题：(1)世上没有东西存在；(2)即便有东西存在，我们对它也一无所知；(3)就算我们对它略有所知，我们也无法将这些知识传递。这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正好相反。高尔吉亚试图想证明的是世界上没有客观的存在或客观知识的存在，就算有这种存在，也不可能通过语言知识带来。高尔吉亚的这种哲学思想在其后来的演讲中充分得到体现。他认为就算真的有真理存在，我们用语言也不能描述真理，我们所做的只是不断地探索更加接近真理。这种相对论的思想可以从其后来的作品反应出来。由这种哲学思想所引导的修辞学会更强调事物的相对性。高尔吉亚并不是一位诡辩家，他自己也不屑与那些所谓的智者派（sophist:本意为智者，但是后来转义为诡辩家）为伍。正是由于这种相对论哲学思想的指导，让高尔吉亚和那些信口开河的诡辩者不同。

《海伦颂》和《帕拉墨得斯的辩护》是高尔吉亚论辩修辞艺术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他的修辞思想。在《海伦颂》篇章中，高尔吉亚积极地表现出其怀疑一切的哲学思想。尽管海伦被视为引发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祸首，但高尔吉亚认为，海伦之所以走到特洛伊的原因不外乎有：（1）神的驱使；（2）武力；（3）爱情；（4）被言语说服。如果是神的安排，那么海伦更不应该被责怪，因为神的旨意不可抗拒。如果是因为武力，那么应该是施加武力者的罪责。如果是受爱情的影响，罪也不在于她，因为“如果爱情是神圣，有神的力量，人怎能抗拒？如果爱情是人共有的弱点，这不是罪过，而只是不幸”。最后，如果是言语说服了她，也不能怪她，因为“言语有能力支配人，能以小成就大，也能止息恐惧、缓和痛楚、营造喜乐、博取同情”。

帕拉墨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他因揭穿奥德修斯（Odysseus）装疯卖傻以逃避参战而被奥德修斯控以叛国罪处死。在《帕拉墨得斯的辩护》一文中，高尔吉亚指出，利益（如地位、财富、名誉或保障等）是行动的动机，帕拉墨得斯根本缺乏动机，因此他不可能做出叛国行为。由此，高尔吉亚为帕拉墨得斯进行一系列的辩驳，试图为他“拨乱反正”。

高尔吉亚的辩护词或演说针对的都是日常事务，他所教授的也是如何在公众集会、法庭等公众场合演讲、说服的艺术。在《海伦颂》中，他以“话语之于心灵就如药物之于身体”的比喻来阐述他对话语力量的理解。他认为话语对人心灵的影响就如同药物对人身体的作用。药性不同所治疾病也不同，有些药可以治病，但有些药却可以使人毙命。在话语中也是同样的道理，话语能够牵动人的悲伤、快乐、恐惧、勇敢，却又能够使人心生邪念，步入歧途。而要使话语达到这种有如魔力般的力量就要借助于修辞技巧。高尔吉亚把诗性的语言融入到辩护词中，特别重视使用对偶，排比，押韵，对辞格的挖掘增加劝说的效果。而之后重视演讲文体训练的修辞学家都继承高尔吉亚所开创的传统。

三、柏拉图和高尔吉亚的哲学修辞术之间的区别

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哲学和修辞学，智者们也都在探寻真理与观点，自然与惯例，语言与现实诸如此类的主题。高尔吉亚也是其中一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修辞技巧却没有提高个人修养，有些人在法庭上为了胜诉不顾公正与真理使用华丽的辞藻和虚假的证据。有些演讲者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久而久之，修辞术已经不再是公正的回声，而沦为一种诡计或诈术。

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批评诡辩者们仅仅教授如何雄辩，而不教授美德和公正。对于那些滥用修辞术来做不公正事情之现象，应该责备诡辩者们。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批评诡辩者们并非专业人士，他们教授的东西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懂。苏格拉底认为修辞术是“诡计”（knack），是“阿谀的一种”（part of flattery），是“公正的对立物” (a sham counterpart of justice)［1］。事实上在柏拉图的 《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运用很多的谬论来否定修辞学。第一，苏格拉底要求高尔吉亚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大的信息量可以表明一个人运用语言的能力，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对于一些有必要用一大段话语才能说明的问题也仅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其实可以说剥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第二，苏格拉底故意忽视使用修辞的场合。高尔吉亚一再重复雄辩是一种用在法庭和公众集会上的技巧。第三，从西方修辞学的功能角度将修辞分为劝说功能和教化功能。前者用于政治场合，后者用于哲学场合。如果需要说服某人，需要使用技巧。如果教育某人，需要知识。劝说和教化的侧重点不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故意把这两者混淆而一位批评高尔吉亚使用技巧。

为何柏拉图对修辞学存在如此大的偏见？其实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里似乎就已经把哲学和修辞学对立起来。“哲学追求真理，而修辞术致力说服；哲学家教导人沉思智慧，修辞家培养人口齿伶俐；哲学家关心善（好）、正义、美德，而修辞家热衷于奉承、取胜和快乐。哲学家出世、远离政治受少数人顶礼膜拜；而修辞家入世、热衷政治、受多数人追捧拥戴。”［2］这种抬高哲学，贬低修辞学的言论也很难让人们相信柏拉图会对高尔吉亚公正。

“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写文章的人必须知道所谈问题的真理，必须用科学方法去求得事物的本质，把那些与题目有关的零星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然后进行分析，看出全体与部分、概念与现象的关系。”［3］这完全是哲学的观念。以探索“真理”为目的哲学修辞术是绝对的，这与坚持认为世界的真理都是相对，强调以“说服”为目的的“政治修辞术”不同。真理性原则与可能性或可信性本来就是冲突的，这与“真”“伪”没有关系。柏拉图恐怕不能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高尔吉亚的政治修辞术是“伪修辞学”，而自己所主张的哲学修辞术却是“真修辞学”。西方最早的修辞学也并没有这种二分法，因为修辞学和哲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为的划分只会让修辞学的地位更加尴尬。正如谭学纯所说：“修辞学与哲学在历史上曾经亲如一家，但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致才导致了后来的分离。修辞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大地损害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尚学问一落千丈，直至被贬损为蛊惑人心的雕虫小技。 ”［4］

四、高尔吉亚对政治修辞术的贡献

高尔吉亚的修辞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两个 “重要性”——强调话语力量的重要性和强调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高尔吉亚是最早能认识到劝说在激起感情中的重要性的修辞学家之一，他将修辞实践看作一种产出知识的途径，而修辞学要研究的是如何运用语言的力量进行劝说，通过人格(ethos)诉诸、情感(pathos)诉诸与理性(logos)诉诸来影响听众的信念，改变其观点”。［5］人格、情感和理性三者的结合说明在高尔吉亚看来，修辞学的功用虽说是“说服”，但其底线却是要有 “理性”。

高尔吉亚还特别注重文体风格，高尔吉亚是对修辞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颇有研究的混合型学者。他的哲学思想包含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蕴涵着伦理观和审美观。高尔吉亚革新了修辞学，开启对修辞学本质和价值的探讨，他的修辞思想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进行系统化做了铺垫。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塞加尔 （Charles Segal）所说：“高尔吉亚的成就在于他对修辞技巧和论辩模式的明晰，并强调运用辞格可以增强话语在激起受众情感中的说服力量”［6］。他对话语力量和文体的重视不仅为早期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空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修辞在政治方面的体现与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因而高尔吉亚当之无愧可以称为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人之一。而柏拉图所谓的“真”“假”之分也就没有意义了。

[1]Plato.Plato on Rhetoric and Language:Four Key Dialogues[M].New York:Hermagoras Press,1999:99-101.

[2]林志雄.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40.

[3]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4]谭学纯,林大津.修辞学大视野[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142.

[5]Bizzell,Patricia,Herzberg Bruce.The Rhetorical Tradition: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M].Boston:St.Martin’s Press,1990:38-39.

[6]Segal Charles.Gorgias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Logos[J].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1962(66).

H05

A

1673-1999（2011）10-0101-03

李利敏（1981-），河南安阳人，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1)外国语学院教师，清华大学（北京100084）外语系博士研究生。

2011-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