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

韩云波

（西南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北碚 400715）

论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

韩云波

（西南大学文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北碚 400715）

平江不肖生在1923年开创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新局面之时，从“无稽”到“荒诞”，他首创了“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奇侠”观，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在小说的形式结构上，以突出“奇”的特色为核心，自由穿行于幻想与现实之间。他的这种“奇侠”创作路向，不仅是奇幻武侠的创作方法，也极大地影响到他的现实武侠。“奇侠”的创作路向，对于认识今天的奇幻文学，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侠义英雄；奇幻小说；武侠小说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中国题材范围之内，奇幻抑或玄幻（以下统称“奇幻”）、武侠两种小说文类，都无疑晕染着极其浓厚的古典文化氛围。但如果翻检古籍，却可以发现，这两种文类其实都并非古产。以《四库全书》为例，全文检索发现，有奇幻用例82例、玄幻9例、武侠4例，而且全都不是文学术语，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奇幻和武侠这两种文学类型。换句话说，奇幻和武侠都是现代中国的产物。既然如此，何以二者又都要以古典传统为文化背景呢？这其中又纠结着怎样的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奇幻和武侠文类的现代发生学说起。根据现有研究，奇幻和武侠作为文学类型的正式产生，差不多相隔了近一个世纪。武侠类型可以从1900年算起，而奇幻类型则是20世纪末的事情。在奇幻和武侠类型正式产生之间的近百年中，奇幻作为一种元素，长期寄居于武侠之中，成为武侠的一个亚种，在武侠母体内长期孕育，获得了较为完善的形态。因此，当20世纪末西方奇幻进入中国之时，中式奇幻才能与之匹配抗衡，成为21世纪中国奇幻文学无可争议的主体。

因此，研究奇幻的发生，必然绕不开近一个世纪的奇幻“前发生”时期，并在此确立两个学术基点：第一，研究奇幻必然绕不开武侠，武侠的发生与奇幻的“前发生”相辅相成；第二，武侠的发生学机制与奇幻的发生学机制有其同功、同源特征，并建构了二者相融的动力机制和术语体系。基于这两点，本文以“公认的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1]平江不肖生为核心，考察奇幻元素在武侠中的存在状况。

一、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观念体系

1923年，平江不肖生开启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新纪元。1月，他在《红》杂志第22期开始连载《江湖奇侠传》；6月，在《侦探世界》第1期开始连载《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两部作品，奠定了“江湖奇侠”和“侠义英雄”两种类型形象，基本上囊括了武侠民间化和武侠主流化两大流向，形成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两条道路。

在此之前，平江不肖生从1912年就开始创作，到1923年的约十年间，从体裁分，主要作品有三类：第一类是武术专著，始于1912年创作的《拳术》一书，后来又写了记录武术界掌故的《拳术见闻录》和《技击余闻》等；第二类是社会言情小说，主要是1914年至1923年间创作的《留东外史》系列；第三类是笔记小说，从1916年的《变色谈》开始，到1922年《星期》周刊连载的《猎人偶记》，已有十余种之多。在这三类体裁中，内容上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现实题材，包括他的武术著作和社会言情小说；第二类是传闻异事，主要在他的笔记小说中体现。

从 1923年之前的十年创作历程可较清晰地看出，平江不肖生一直游动于现实与奇幻之间。1923年的《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大杰构，就是他在前十年三种体裁两大进路基础上的一个大总结，但也说明这两条进路他都无法放下。那么，以1923年为关键点，一方面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对前十年的思考进行总结提出他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这些观念实际上是模糊和交叉的。

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奇侠”和“义侠”（侠义）也并非主流话语。据四库全书检索，“义侠”114例（侠义10例），“奇侠”则仅10例，这比起“游侠”（1596例）、“豪侠”（1048例）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在平江不肖生小说里，这两个词语使用仍然不多，《江湖奇侠传》106回仅有“奇侠”12例，《近代侠义英雄传》仅有“侠义”15例（另有“义侠”3例）。然而，奇侠和侠义，在此后的武侠小说历程中，则几乎成为出世和入世（或奇幻与现实）两大路向的标志性话语。

如果说“侠义”还好理解，可以直接指向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奇侠”的内涵又是什么呢？在《江湖奇侠传》中，“奇侠”见于回目3次、正文9次。

首次使用“奇侠”一词，是在第4回，不肖生提到“写以下许多奇侠的正传”。其后间或穿插，对“奇侠”做出进一步说明。

第23回说：“这种说法，本是无稽之谈；只因全部奇侠传中，比这样更无稽的很多，这里也就不能因他无稽不写了。”

第29回又说：“这种事实，虽是不近事理，然这部奇侠传中的事迹，十有八九是这样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情节，因此不能以其迹近荒诞，丢了不写。”

第37回再次强调：“这本来都是一派无稽之谈，不过中国数千年来，圣人以神道设教，其中从来不曾有人能推翻过，不能因其非事理之常，便斥为虚妄。并且在下这一部奇侠传，其间所写的人物，其才能都是出乎寻常情理之外的，也不仅终南山诛怪，安顺府诛旱魃，这种不经的故事。”

第92回以一个具体事例说明道：“说起孙耀庭，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侠。他是浏阳县人，因小时候生了一满头的癞疮，浏阳人都叫他孙癞子。他的历史，若说给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听，不待说必叱为完全荒谬。就是在下是个极端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人，当日听人传说孙耀庭历史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稽之谈。直到后来阅历渐多，才知道孙癞子的事，绝对不荒谬，而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为荒谬的，那才是真荒谬。”

从上述引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平江不肖生对作为书名的“奇侠”，有一个完整的思维逻辑：

首先，是对奇侠的存在进行定性，即对其真实性作出说明，强调的是“无稽”，也就是没有根据，无从查考，从时空场域来说，这无疑极其容易导向异度时空，而这正是奇幻的特征。

第二步，是对奇侠的存在状态进行描述，由无稽自然导向“荒诞”，也就是极言虚妄，不足凭信。当然，这只是就一般人的认识水平来说的，在普通读者看来，奇侠本就是行奇幻之事的奇幻之人。以上这两步，说的都是作者主体方面，接下来他将要转到读者接受方面。

第三步，是对“奇侠”的认识论原理进行探讨。从奇幻世界转到现实中来，面对读者，其中有一部分是所谓“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指的是当时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也包括像他自己这样的留学生。此前不久，胡适在五四时期根据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证实主义认识论思路，以科学的名义风靡一时。然而，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之后，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由于文化传统和针对对象的差异，西方科学的逻辑“证实”之路并不顺利。平江不肖生本人就有深切的体会，他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一方面表现了对德国和日本医生敬业精神和实验方法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以秦鹤歧的“八代家学”雄辩地指出了西方科学的矛盾与缺陷。从认识论上说，平江不肖生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如何证其有，而是如何证其无。这样的认识论，正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63年，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证伪”原理。

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正面建立“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奇侠观”。因为是“理之所无”，所以不肖生没有从纯粹理性的方面进行判断，而是从“事或有之”的客观存在方面进行判断。他提出了两个现实依据：其一是文化传统，即中国本有“神道设教”的圣人传统，提供了奇侠存在的可能性；其二是人生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见识也增长，提供了见识奇侠的可能性，他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对此进行了验证。

就这样，平江不肖生通过对世俗认识的证伪式猜想，反驳了所谓“幼稚科学”对奇侠的否认，从而正面建立起了他的奇侠观。

在平江不肖生正面建立起来的“奇侠”观中，“无稽”和“荒诞”这两个贬义词，逐渐消解了其感情色彩，而成为对“奇侠”小说审美风格的描述。

二、平江不肖生的“奇侠”形式结构

在《江湖奇侠传》中，平江不肖生建立起了一个“奇侠”结构，并由此成为奇幻武侠的一个样板。

所谓“结构”，郁达夫说：“要晓得西洋的Plot这个字，有织合拢来的意思，所以要说到结构，小说里至少总须有两宗事件的系列才行。”[2](24)《江湖奇侠传》从1923年1月开始连载，到1926年7月连载本第86回，即今传160回本（以下所称回数，均以今传本为准）第106回末尾，不肖生忽然在小说中说要“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小说至此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其后的连载本 87回至 104回加上后续作品（今传本107回至160回）皆为他人续作，小说叙述风格亦明显不同。

在不肖生本人所作的106回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结构：一是小说开头和结尾的嵌套包装结构，二是行文中间大的线索贯穿结构。

嵌套结构以一个特别的地名开头，名为“隐居山”，这本身就是一个非现实的传说。从时间看，源于清初明朝遗老的传说，从而埋下“反清复明”也就是书中主人公“朱复”等人的伏笔；从空间看，此山既难又易，从湘阴这边上去“走的不大吃力”，而从长沙这边上去，却“不是精力极壮的人，决没有能上去的”。更奇的是，山巅上的一棵白果树，12个人都还不能合围，这就仿佛《庄子·逍遥游》里描述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大樗，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接下来一直用了4回的篇幅来讲柳迟学道，始才引入正文。到第106回，因为不肖生回湖南而草草结局，作者说：“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人？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看官们消遣。”

线索结构可以分成三大段落：第 54回以前为“奇侠列传”，分别叙述了以朱复、欧阳后成、常德庆等为代表的昆仑和崆峒两派收徒壮势的过程，对各位奇侠事迹逐一描写。第54回至66回为过渡，柳迟在第54回重新回到故事当中，到第66回作者说：“吕宜良与柳迟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时在岳麓山云麓宫门外之约，并是这部义侠传的前后一个开合大关键。”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第三段落，即“英雄列传”，以“清代中兴名将”鲍春庭为引子，其后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比一个更有现实性：第一位由鲍春庭麾下部将厦门提督孙开华选拔卫队长，在第66回引入方绍德，着重叙述其峨嵋学道经历；第二位由第72回先引入红莲寺，到第78回巡抚卜文正出场，着重叙述邪教作乱经历；第三位是第82回出场的张汶祥，由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张汶祥刺马”演绎而成，涉及到两江总督马心仪，着重叙述江湖情仇经历。

在上述三大段落中，第二段作为过渡，前后两段分别主要叙述方外和人间，表述在两个不同世界的奇侠存在状况，而这两个对一般人来说无法相通的世界，却由奇侠串连起来，并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模式。不肖生在第106回全书即将结束时说：“虽则是小说的章法稍嫌散漫，并累得看官们心焦，然在下这部义侠传，委实和施耐庵写《水浒传》，曹雪芹写《石头记》的情形不同。《石头记》的范围只在荣、宁二府，《水浒传》的范围只在梁山泊，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散漫本来是小说的缺点，但在作者看来，却是有意为之，并以此创造一种新的叙述结构。

就结构形式而言，不肖生已经明确表示和《水浒传》不同。该书赵苕狂原序和施济群的评点，都多次提到《史记·游侠列传》，则不肖生的结构，是只有列传而无本纪。那为什么会如此呢？固然有1923年之前武侠文坛风行的“小品特色”即“以笔记为基本架构的创作方式”[3]的影响，不肖生本人也创作了大量的武侠笔记，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创作动机的转移。小说固然以讲故事为核心，但故事本身的动力却可以有情节和色彩之别，亦即记叙与描写之别。从不肖生的自述看，“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他更加重视的已经不是“侠”而是“奇”了，“奇”成为小说的核心，“其内容结合社会轶事与神怪传说，应和了人们对传奇轶事的历史怀旧心理、对剑仙游侠‘自由’穿行两界的仙道文化心理”，[4]成为其市场效应的关键。

但是，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却会使作者越来越觉得索然无味。1927年不肖生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固然有参军救国的动机，也有奇侠难续的原因。在第106回中，红莲寺和张汶祥两大线索都几乎是草草收场。这暴露出“奇侠”路向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市场爆发，另一方面是难以持久。这不仅是《江湖奇侠传》的问题，也是直至21世纪中国奇幻小说的整体问题。

三、平江不肖生的“奇侠”现实延展

“奇侠”成为平江不肖生创作的核心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判断，影响到他的整个小说创作，不仅在“江湖奇侠”的奇幻武侠中贯穿始终，就是“侠义英雄”的现实武侠，也常常不自觉地被拉到“奇侠”的路向。

1923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和“侠义英雄”双管齐下之时，紧接着6月份《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连载，到8月份，上海世界书局还出版了一部约6万字的中篇武侠小说《江湖怪异传》。由于其时间上的特殊性，可以认为这是奇幻武侠和现实武侠双管齐下之际的一个补充。

《江湖怪异传》首先确认湖南民俗中的巫术之风是一种迷信，第1章“楔子”讲了作者研究“各种巫术所以成为风俗”的三个原因是：医药没有标准；法律没有标准；人类没有立身的标准。从这里看，作者从“历史上、社会上、政治上观察起来”，似乎是想对巫风做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体现了不肖生作为留日学生的文化先进性所在。

光绪二十九年（1903）长沙发生贡院悬尸案，官府审理为自缢身亡。但到了民国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流行，长沙青年组织的顽意团运用科学方法重新侦破此案，终于真相大白，以巫术谋财害命的凶手被处以枪毙极刑。从“楔子”的陈述和情节主线看，似乎作者想走现实路线。这个故事，本也不是武侠，而是侦探。但正如有论者指出，在平江不肖生的整个创作中，都存在着一种“武侠小说叙事语法”，[5]平江不肖生自然而然地就向着“奇侠”路向靠近，最后仍然是纠结于“奇侠”的证伪主义思维逻辑。

在《江湖怪异传》最后的第21章“结语”中，他总结了两点感想：“第一，有鬼没鬼的问题从来两方都举不出确实的证据。现在世界上都说是科学万能，可是鬼的问题还不曾有正确的方式去研究；谁也不敢断定说有鬼，谁也不敢断定说没鬼。”这里明显地是以证伪来否定证实，并对当时在过分迷信“科学”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幼稚病表示不满。“第二，我以为法术是有治病的可能性，然而决不相信求神拜鬼就可以治病。”他认为，“法术”有人们未认识到的地方，但对于迷信是绝然要反对的。

平江不肖生最后得出结论说：“所以巫蛊之祸，古今中外都有历史的风俗的关系；单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想要打破一般人的迷信，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照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实在难得其理解；然而事实确是不能消灭！科学家空口说白话，怎么能够挽回一般人迷信的趋向呢？”到这里，实际上就又涉及到国民性问题了，即对科学的正确认识了。

不仅如此，就是在他的现实武侠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里，仍然存在着时而露头的“奇侠”路向。该书自1923年起和《江湖奇侠传》几乎同时连载，到1927年不肖生回湖南前撰成65回，直到1931年才重又续写完成第66回至第84回，全书始为完璧。该书第1回以谭嗣同变法失败英勇就义作为引子，开篇即称“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全书自大刀王五开篇，到宣统元年（1909年）霍元甲病殁结束，所记事实，多有来源。平江不肖生本人也多次对霍元甲事迹进行记载，在动笔写作《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前，先有《拳术》一书附录的《拳术见闻录》中的笔记列传体记载，后有《留东外史》续集第13章的小说式记载，而到《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拉成了一部超级长篇。霍元甲本人事迹，倒没有什么奇侠色彩，但该书生发出的支线，则反映了不肖生反迷信而不反修道的“奇侠”倾向。

《近代侠义英雄传》于 1984年由岳麓书社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出版，删去了原书的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原第15至19回，写霍元甲对抗天津义和团“神拳”；第二段是第67至69回，写柳惕安峨眉学道；第三段为第76回，写屈蠖斋巧计试娇妻。在这三段被删除的情节中，抗神拳是不肖生长期以来反迷信的表现，试娇妻可能是因为整理者觉得有损妇女形象，而峨嵋学道则是明显的“奇侠”路向。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峨嵋学道一段，创作于他一度停笔五年之后的1931年。到这个时候，第一，不肖生的证伪主义“奇侠”观已经全面形成；第二，自1928年《火烧红莲寺》第1集拍出之后，到1931年已经拍到第18集，形成了“火烧”奇侠的流行时尚；第三，次年，即1932年，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开始连载。那么，不肖生的这一段落，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柳惕安因同情一个乞丐，每天给他油饼吃。这位乞丐本为奇侠，于是教柳惕安搬运功夫。因其父亲暴戾，母亲被父亲误伤惨死之后，“便毫不留恋地跟着那乞丐走了”。不肖生说：“著者在数年前做过一部《江湖奇侠传》，其间所写练剑的分昆仑、崆峒两派。”到这里就又加上了第三派——峨眉派。柳惕安就跟随峨眉练剑，深山采药，清夜救人，逢毒雾，遭妖魔，练成之后，来到上海，这条支线情节汇入霍元甲打擂的主线情节。

比起昆仑与崆峒的相争，峨眉可谓第三种力量，不肖生对其赞叹有加。第一，他们的人格，是“胸襟都非常宽大”，因此能够互相包容；第二，他们的组织，是自由互助，“在他们并不承认有什么派别，是著者替他们安上这个名目”，至于有组织、有统系，则纯粹“为的是修业乐群，大家得着互助的好处，道业容易进步”；第三，他们的宗旨，是“救人自救”，不仅救护善人，而且担负度人的任务，同时监察道友行为。由此看来，这已经是一个理想的“江湖乌托邦”了。这样的描述，经过次年开始还珠楼主对“文学的彼岸关怀与想象力”的“形而上”超越[6](254)之后，形成的新的奇幻武侠形态。

四、平江不肖生“奇侠”的借鉴启示

通过不肖生的“奇侠”建构，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借鉴与启示：

第一，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勃兴，都有其自足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值得认真研究和冷静对待。

“武侠”一词最早出自日本押川春浪 1900年开始创作的“武侠六部曲”，不久之后“武侠”概念引进中国，并以其先锋性姿态进入文学创作，如在1904年创刊的《新新小说》中，就长期辟有“侠客谈”栏目，融武侠与军事为一体，同时还开创了侠的“异域文化实践”。[7]但是，无论是先锋性也好，实验性也好，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武侠并未在中国落地生根。直到 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双管齐下，才有了一个真正的武侠文学市场。这无疑说明，20世纪前20年的探索是有重大缺失的，笔者以为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应的“类型知识体系”。

本文通过对1923年至1926年间平江不肖生逐渐发展起来的“奇侠”观念体系的考察，可以看到其思维逻辑的逐步完善与自足。在“奇侠”思维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他还通过他的其他作品进行了探索和验证，并融入了对当时重大文化问题如真科学与优秀文化传统、伪科学与迷信等的思考，促使其思维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从而影响及于下一个文学时代，并为新的提高阶段做好了准备。

然而，在 20世纪的主流文学批评中，却往往不能客观、冷静地看待类型文学知识体系及思维逻辑的自足性形成，因而其批评多有意气用事之嫌。如1930年代茅盾等人对武侠小说的激烈批判，在后人看来，“其实质是新文学作家阵营对通俗文学所作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政治功利遮蔽了审美愉悦，外围性评价统领了一切”。[8]无独有偶，在2005年的“奇幻元年”紧接着之后，也有人“没有真正阅读过玄幻作品，甚至道听途说或者看了个别介绍，便迫不及待地发文攻讦，甚至根据自己的主题需要任意抹黑，妖魔化玄幻文学”。[9]这些批判者如果真正用心深入到批判对象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中去，也许就会是另有结论了。

第二，认真总结“奇侠”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对于认识类型文学特征，以及繁荣类型文学市场，都有积极的意义。

类型文学之所以成为“类型”，就是因为有其一套相对定型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在类型的知识体系和思维逻辑中，首先是具有自足性，其突出体现便是当前奇幻文学的所谓“设定”，比如风行欧美数十年的《龙枪编年史》，又如发行创下天量的“哈利·波特”系列，乃至中国式奇幻的“五行”世界，无不充溢着种种“设定”。如何看待这些“设定”，一方面是设定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但同时也常常会有千文一面的感觉。然而，设定本身朝向发生认识论原理的深处掘进，则设定是可以不断完善并在完善到一定阶段之后获得提升的，并成为一种动力机制。从 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到1932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其实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内生的动力机制。

第三，通过“奇侠”的内在逻辑，我们发现Plot即郁达夫所说的“结构”压倒了内涵，这实际上已经成了类型文学发展的一个瓶颈。

平江不肖生过于重视事件本身的“奇”，外在的形式结构几乎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内在心灵的表现则几乎付之阙如。其实，就是在《江湖奇侠传》里，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是可以写得很丰富的，比如他花了大气力来铺排的“张汶祥刺马”，但这条线索不断地受到“火烧红莲寺”的干扰，根本就无法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灵逻辑。奇侠的高度强调，最终使人物走向了神性，不肖生不到五年就基本结束了他的创作生命，其简单化的神性末路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笔者曾认为：“从题材看，奇幻小说是关于魔法或神灵的神性展示的幻想小说，但事实上奇幻小说已经是一个扩展了的概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对神性的描写走向了神性的反面，通过建立个性化的新神性空间颠覆传统神话和宗教的神性，描写人性对于神性的胜利，达到对人性的曲折表现。”[10]在平江不肖生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历程中，白羽和王度庐就有意识地对“奇侠”传统进行了一次大转向，向人物的社会命运和心灵空间开掘，从而创造出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新高潮。

平江不肖生的“奇侠”路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型局面，带来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一次繁荣，这本身就证明了其历史进步性。由此，其成败得失，也就可以为今天当下的创作与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

[1]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7-40.

[2]郁达夫.小说论[M]//郁达夫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韩云波.论清末民初的武侠小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108-112.

[4]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8-24.

[5]李东芳.《留东外史》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论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创作的转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29-35.

[6]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7]蔡爱国.《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1-45.

[8]刘中望.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6-40.

[9]滕巍.中国玄幻文学研究十年综述[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1）：38-43.

[10]韩云波.大陆新武侠和东方奇幻中的“新神话主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65-68.

（责任编辑：郑宗荣）

On the Creative Orientation of Pingjiangbuxiaosheng’s “Fairy ”

HAN Yun-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

In 1923, Pingjiangbuxiaosheng created firstly the fairy concept “concept maybe is no while reality is yes ”, which followed falsification logic, when he also began a new situation, from “being ridiculous” to“absurdity” of modern Chinese martial novels. He highlights the “add” as the core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s,going freely through the fantasy between reality. The orientation of his creation of a “fairy” is not only the creating way of martial novels, but also greatly influences his realistic martial arts. Today, this method, still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appreciating the present “fantasy” literature.

Pingjiangbuxiaosheng; arena fairy; chivalrous hero; fantasy novels; martial arts novels

I206.6

A

1009-8135（2011）02-0042-06

2011-01-15

韩云波（1966-），男，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现象研究”（07JA751029，项目负责人：韩云波）、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发展道路研究”（2009YY05，项目负责人：韩云波）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