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重塑历史的英雄传奇
——关于小说《林海雪原》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问题

丰杰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红色经典辨伪

艺术重塑历史的英雄传奇
——关于小说《林海雪原》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问题

丰杰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小说《林海雪原》是红色经典“青山保林”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部作品，作者在小说发表伊始就坚持说其故事是对革命英雄事迹的忠实“记录”。但当我们回到历史原场，寻找那群剿匪英雄的真实事迹时却惊奇地发现了很多令人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当“剿匪小分队”被当做历史真实来讲述时，小说造就了杨子荣、少剑波、白茹等传奇英雄，却也遮蔽了大量的历史真实。正是艺术将原本并非传奇的历史塑造成轰动全球的“真实故事”，才成就了一个空前的“兵”之传奇。

《林海雪原》；杨子荣；艺术历史化；历史艺术化；真实性

[主持人语]在所有的“红色经典”当中，小说《林海雪原》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一部作品。作家曲波自己一再申明他是绝对地忠实于历史，但实际上他却为读者重新创造了一种历史：“革命”在“叙事”中被无限夸大，“英雄”也在“传奇”中具有了神性。本期丰杰所撰写的《艺术重塑历史的英雄传奇》一文，以大量史料揭示了《林海雪原》的成书过程，相信读者会通过阅读这篇文章，领略到“红色经典”的历史真相。

小说《林海雪原》的创作初稿，最早写成于1956年8月；“文革”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入选八大“革命样板戏”，由于有毛泽东亲定唱词，《林海雪原》终于完成了它红色经典化的全部过程。此后，“智取威虎山”的传奇故事便开始家喻户晓，而英雄杨子荣的高大形象则更是人人皆知——一段原本并不怎么出名的民间传说，通过作者以“亲历者”身份的文学叙事，成功地将其中艺术虚构的人物与事件，重新还原为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林海雪原》这种从“虚构”到“真实”的神奇变化，集中反映了红色经典“艺术即历史而历史即艺术”的审美法则。

《林海雪原》在“真实性”问题上屡次引发强烈而广泛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曲波自己确实参加过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剿匪战争，并他与杨子荣同属一个作战部队，因此，当作者将自己指认为故事亲历者的时候，读者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小说中所写的确是事实。然而，有三个问题我们不容回避。曲波究竟是否亲历了1946年冬天的剿匪战斗？从小说《林海雪原》初稿形成到正式出版，其文本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变形后的追述性回忆如何成为了众人心目中的“历史”？小说成名之后的几十年间，“剿匪英雄”们大多数都健在。在他们（甚至在曲波夫人刘波）的回忆性演讲和文章中，除了对“追剿郑三炮”这一战斗的追忆里提到过曲波外，他们从未提及过曲波在“活捉座山雕”等重要战斗中的贡献，这又是什么原因？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小说本身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山东是一个人杰地灵盛产传奇故事的艺术之乡，历史上《水浒》与《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均是出于此地广为流传的民间想象。也许正是由于审美习性的世代传承，在山东“武术馆”里长大的作家曲波，不仅听惯了许多“正史、野史、民间的能人故事”[1]，而且自己也能写出传奇小说《林海雪原》。曲波最初为《林海雪原》取名，是叫《林海雪原荡匪记》，可见传奇故事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早已是根深蒂固难以剔除。曲波从1955年2月开始，几乎用了一年半时间去写这部小说。据曲波的夫人刘波回忆，曲波只有小学文化，因为羞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小说，所以一直都是处在保密创作的状态之下。小说初稿写成以后，曲波拿着书稿到作家出版社（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是一个单位），编辑龙世辉认为文字虽然粗糙，但故事情节却非常吸引人。于是，龙世辉打报告给自己的上级楼适夷，说《林海雪原》在“艺术上和文字上的欠缺”，自己也难以定夺请领导把关。楼适夷让龙世辉担任文稿的责任编辑，直接指导作者对初稿进行严格修改。曲波大约修改了三个多月，仍没有达到出版要求，无奈只能“自歉的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恐难达到出版社的要求，只好委托出版社全权处理”[2]。应该说整部《林海雪原》最后都是龙世辉加工完成的，就连作品名称也是由龙世辉给起的。可是到了1983年，曲波早已功成名就了以后，却彻底否认了小说的修改过程。他说出版社的同志看过初稿“很喜欢，决定采用”，并一再追问他“您自己觉得还有什么要修改的没有”，而曲波则表示不做修改，主张直接编辑出版。曲波这种对于历史的重新复述，显然是与客观事实出入很大；学者姚丹曾经看过曲波的手稿，上面就留有龙世辉大段修改的笔墨文字[3]。这是红色经典“潜作者”的普遍现象。试问，已经被大量修改和增减的故事，又怎么替代了曲波脑海中的历史记忆，成为了真实记录呢？

《林海雪原》问世之初，著名作家侯金镜就发现曲波很会“讲故事”；但曲波本人却不认为《林海雪原》是在“讲故事”，他只是“把英雄们的斗争事迹作了一点文字的记载”[4]。在这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曲波一直都大谈《林海雪原》的“真实性”，并极力去否定《林海雪原》的“故事性”；即使是“文革”后《林海雪原》再版发行，他依然在“后记”中信誓旦旦地声称，小说只是“忠实地记录下战友们的斗争生活”[5]。由于曲波始终都不肯承认《林海雪原》是虚构故事，那么我们也就有必要去重温一下他所提到的那段历史。

《林海雪原》所讲的剿匪故事，其基本内容大致是这样：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牡丹江地区虽已解放，但仍有许多国民党土匪藏匿深山，他们不断地对根据地军民发动疯狂进攻。为了巩固后方并支援解放战争，我军一支仅有36人的精悍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去执行剿匪任务；他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援下，奇袭虎狼窝并智取威虎山，在绥芬大草原上与敌周旋，最终大战四方台全歼了顽匪。作者曲波在这部小说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少剑波、杨子荣、白茹等英雄形象，他们那种出神入化的矫健身手、以一当百的盖世武功，至今读起来仍能令人击掌赞叹唏嘘不已。曲波说他“把英雄们的斗争事迹作了一点文字的记载”。那么，我就不妨从这些英雄们入手来一一揭秘。

《林海雪原》中的核心人物，当然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可以说他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完美形象，正是几代中国人“学英雄做英雄”的心中偶像。1964年，周恩来提出想见一见杨子荣的原型人物，于是人们便开始纷纷去寻找其人生轨迹与生平线索，山东牟平一个名叫杨宗贵的失踪人员，最终被认定就是参军后改名的杨子荣。据其家乡牟平县政协委员会及海林县民政局的历史考证，杨子荣出生于1917年，小时候读过六年私塾，为了寻求出路，随其父亲闯过十四年关东。杨子荣因在担任工头时打了日本监工，惹出了是非而逃回牟平老家，并于1945年9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因多次出色完成侦察任务而从伙夫提为侦察排排长，并被授予侦察英雄称号。在其短暂的一年多从军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两次战斗分别是“杏树底村劝降400名土匪”和“活捉坐山雕”。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一次剿匪战斗中牺牲，时年也还不满30周岁。而小说对于杨子荣，曾做过如此介绍：

杨子荣——这个老有经验的侦察能手，是雇工出身，是山东省胶东半岛上牙山地区的抗日老战士，现在是团的侦察排长，已经四十一岁了。他虽然从小受苦，没念过一句书，却绝顶聪明，能讲古道今，《三国》、《水浒》、《岳飞传》，讲起来滔滔不绝，句句不漏，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真是一个天才的评书演员。

（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林海雪原》，第55页，下同。）

曲波口口声声说杨子荣是他的“亲密战友”，那么他对这位“亲密战友”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但仅从《林海雪原》中这段人物介绍来看，恐怕问题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也更为迷离。杨子荣是自耕农出身，而且还读过六年私塾，家境并非饥寒交迫一贫如洗，更不是什么“抗日老战士”。如果曲波与杨子荣果真是相濡以沫的“亲密战友”，那么在他追忆性的描写交代中就不应出现大量的不实之词。除此之外，小说中的杨子荣自幼因被地主恶霸逼死双亲而家破人亡，一方面“没念过一句书”，另一方面却通晓古今、能文能武、枪法如神。这些更是与真实历史中的杨子荣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历史上到底有无杨子荣这一人物，至今仍是令人困惑的一大悬念。《楚天都市报》在2004年8月14日又报道说，湖北枣阳市也考证出来杨子荣不是什么杨宗贵，他是枣阳七方镇杨冲村人，其真名就叫杨子荣，经其家人反复比对历史资料已欣然得以确认。就连杨子荣是哪里人氏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么轻率地将其认定为是真实历史人物显然不妥。

《林海雪原》到底是不是在写“真人真事”，这与曲波本人是否直接参加过剿匪战斗，当然有着不可分割的直接关系。小说中的参谋长少剑波，是剿匪小分队的最高指挥官，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牡丹江的剿匪战斗，那么他究竟是不是曲波本人呢？曲波最为著名的一篇创作谈就是《关于〈林海雪原〉》，1957年发表于报纸上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我必须交代一句：少剑波的事情虽然就是按我的经历写的，但是我绝不是少剑波，因为少剑波这个人物，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翁，我是按照一个更完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的形象来刻划的。[6]

而在1958年9月再版时的后记中，却出现了多处修改。这一段话被改为：

不少读者以为少剑波就是我自己。其实虽然少剑波有些事情是按我的经历去写的，但我绝不等于少剑波。因为这个人物，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企图按照人民解放军中这样一类青年指挥官，就是从小参加八路军，党把他在火线上培养长大成人的形象来刻划的。[7]

我们不要忘了，虽然小说的多次再版都沿用了1958年版后记，但刊载于《北京日报》的这一篇首发创作谈，是作者第一次“亲自出面”指认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也代表了他对小说的原始预期。曲波从指认少剑波的事情“就是我的经历写的”，到改口为“有些事情是按我的经历去写的”，这一转变令人十分迷惑。既然曲波已经觉得少剑波就是按照自己的的亲身经历来塑造的，为何又要改口呢？如果他就是少剑波，那么显然就毫无改口的必要。那么，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顾虑？真实历史中少剑波不是曲波，那么杨子荣的直接上级究竟是谁？

虽然曲波一再声称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只有杨子荣和高波是真人真名；可我们却发现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差不多也都是用了真人真名：比如孙大德与“孙达得”、刘蕴苍与“刘勋苍”、栾超家与“兰绍家”、王敬之与“王景之”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他们之间都是一字之改或者谐音。就连少剑波与曲波两人的名字当中，也都带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波”字。由此而去推断，其他历史人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则又直接决定着作者“亲历”的真实性，那么曲波本人作为少剑波的原型人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过，曲波把自己指认为少剑波，这无疑会带有很大的风险。在真实的历史上，曲波只是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二团的副政委，他主要是负责政治工作而不是带兵打仗，更不会与侦察排长杨子荣发生直接关系。据谷办华所撰写的传记《杨子荣》介绍，1946年正月十六，二团团长王敬之带领部队开到海林，杨子荣便是在此期间由他亲自考察，才从炊事班调到团部当侦察排长的；从1946年初到1947年初，杨子荣一直都受王敬之的直接领导，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重复着“交代任务，完成任务，汇报情况，又交代任务，完成任务，汇报情况”的频繁交往[8]。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温野，也以其出具的大量史料证明，杨子荣所有执行过的战斗任务，包括活捉土匪头子“座山雕”，都是在王敬之亲自指挥下完成的，而与那个参谋长少剑波无关。而曲波的《林海雪原》写成并成为红色经典时，团长王敬之还健在。王敬之的夫人王亚民在其回忆文章中称：

杨子荣当年任侦察排长时，敬之一直是杨子荣的团长。他对杨子荣非常了解，当时由于战争的特定环境，都是敬之亲自给杨子荣布置下达战斗任务。杨子荣也是直接向他汇报任务完成情况。可以说敬之是杨子荣这个真实人物在部队这段时间的最好知情者。[9]

这又与传记《杨子荣》的历史叙述，形成了完整统一的证据链条。王敬之才是与杨子荣生死并肩的直接上级。其实，王敬之早在1947年，即杨子荣刚刚牺牲的那一年，就曾亲自给牡丹江军区党委写过一份名为《英雄的侦察员杨子荣》的文稿，较曲波的《林海雪原》早了9年。我们相信作为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副政委曲波，应该会看到这份颇具纪念意义的宣传材料。既然曲波并不是杨子荣的直接上级，也没有同他长时间并肩作战的切身经历，可他自己却为什么会以少剑波自诩，在《林海雪原》中取代团长王敬之，不但与杨子荣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而且还形影不离共同战斗了呢？我们从文史资料中，终于找到了真实答案：在杨子荣活捉了“座山雕”以后，从后方医院刚刚养伤回来的副政委曲波，主动去向团长王敬之请缨参战，希望自己也能在剿匪战斗中建功立业；结果由他唯一一次直接指挥的剿匪行动，就出现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因枪栓被冻住，遭土匪孟老三开枪打死的惨痛悲剧，时间定格为1947年2月23日。我们千万不可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细节：曲波是搞思想教育的政工干部，宣传英雄是他的本职工作，所以他写《林海雪原》并不稀奇；同时曲波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他对杨子荣之死是负有责任的，因此他才会充满内疚地反复去讲——小说是献给杨子荣等革命英雄的永恒祭奠。因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秘密：带有强烈忏悔意识的心灵倾述，才是小说《林海雪原》的精神实质。

在《林海雪原》里，不仅杨子荣与少剑波是作者笔下艺术虚构的传奇人物，就连小说中描写的那四次剿匪战斗及神勇无敌的小分队，也是由作者本人大胆想象的人为虚构。历史上发生于牡丹江地区的剿匪战役，绝非由少剑波那36个人的“小分队”所承担，而是出动了一万多人的解放军正规部队，甚至还动用了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在海林县博物馆里，现在还陈列有“功臣”坦克的大幅照片）。在整个牡丹江地区剿匪时期，侦察兵在二团的主要任务，显然是“侦察”而不是“作战”。据史料记载，二团组建侦察排还颇有点偶然性和戏剧性：炊事员杨子荣主动请命，去为没有渡江工具的主力部队寻找船只，团领导起初并没有对这个“伙夫”抱有多大希望，但是杨子荣却出人意料地解决了难题；从此以后杨子荣在做饭之余，仍主动去为部队探路侦察，尤其是他在杏树底村成功地劝降了400多名土匪，从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传奇英雄。团首长发现杨子荣是个人物，于是便成立了一个侦察排，让“伙夫”杨子荣去当排长。这个侦察排一共十八人，有孙大德、魏成友、刘蕴苍、孙立珍、赵宪功、耿宝林等成员，他们除了侦察之外还与小股土匪直接作战（比如“活捉座山雕”），一般大股土匪都是由主力部队去进行围剿[10]。曲波笔下“小分队”的三十六人，恰好是一个侦察排的完整建制。其实除了杨子荣外，孙大德与刘蕴苍等人也都是侦察排中的人员。“栾超家”的原型是二团七连的“兰绍家”，他虽然不是侦察排的正式成员，但却是剿匪战斗中的重要角色，自然也就被曲波临时“拼凑”进了“小分队”。与二团侦察排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小分队”脱离主力独立作战，不仅负责侦察而且还担负清剿；牡丹江地区几乎所有的剿匪任务，都被曲波做了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处理，并全都由“小分队”以“智取”形式去加以完成。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传奇叙事，读起来固然好看但却绝不真实。还有那个华佗再世的卫生员白茹，曲波1958年就曾对侯金镜斩钉截铁地说，“小分队在当时确实有白茹这样的一个成员”[11]。可是到了21世纪初，曲波在接受采访时却又改口说，白茹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其原型就是取自于自己的妻子刘波。更有趣的是贺龙元帅曾问曲波，“你的妻子白茹”在哪儿时，曲波赶忙纠正说“我的妻子叫刘波”。没有参与过剿匪战斗的刘波，被作者想象化地写成了白茹，曲波前后之说的巨大矛盾，恰恰又证明了《林海雪原》的艺术虚构性。

当然，一提到小说和电影《林海雪原》，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座山雕”与“威虎山”。“智取威虎山”是小说《林海雪原》中的经典战例，更是后来被其它艺术形式所单独截取并无限演绎的创作蓝本。1961年这一故事情节被拍成电影，“文革”中又被改成了“革命样板戏”，应该毫不夸张地说，“智取威虎山”早已成为了《林海雪原》的代名词。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智取威虎山”这回事呢？我们可以从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报道《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中，了解到一些当年所发生过的真实情况：

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等六同志，本月二日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便装侦察匪情，不辞劳苦，以机智巧妙方法，日夜搜索侦察，当布置周密后，遂于二月七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蒋记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二十五名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战斗中摧毁敌匪窝棚，并缴获步枪六支，子弹六百四十发，粮食千余斤。

而据海林县博物馆的资料显示，恰是这篇报道出来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通过这篇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得知，历史上确有“活捉座山雕”一事，但却没有什么“威虎厅”，更没有什么“九群二十七地堡”。只缴获了“步枪六支”的数字记载，似乎也就意味着这次战斗并不壮观。“座山雕”原名叫张乐山，是牡丹江一带的凶残顽匪，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投靠了国民党与我军对抗。在杨子荣他们二团到达牡丹江之前，“座山雕”土匪的大部分人马，都已被我军大部队所歼灭；1946年冬，“座山雕”的部下只有二十四人，他们藏在密林深处的一座木房里，除了三个暗哨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机关。杨子荣等人利用夜幕掩护展开偷袭，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全都抓获了。根据当时参加这场战斗的老同志回忆，“座山雕”是一个“七十多岁，白头发，下巴上一撮白山羊胡子，鹰钩鼻子旁边两只深陷的小眼睛”的瘦小老头[12]。然而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为了突出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曲波对于“座山雕”的阴险狡诈，明显进行了夸张性的艺术描写：

座山雕坐在正中的一把粗糙的大椅子上，上面垫着一张虎皮。他那光秃秃的大脑袋，像个大球胆一样，反射着像啤酒瓶子一样的亮光。一个尖尖的鹰嘴鼻子，鼻尖快要触到上嘴唇。下嘴巴蓄着一撮四寸多长的山羊胡子，穿一身宽宽大大的貂皮袄。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大条山，条山上画着一个老鹰，振翘着双翅，单腿独立，爪下抓着那块峰顶的巨石，野凶凶地俯视着山下。

（小说《林海雪原》第211页）

小说中“座山雕”是位少将旅长，手下有剽悍土匪好几百人，他们躲藏在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凭借着“威虎山”的天然屏障和防御工事，顽强抵抗着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围剿：“威虎山”怀抱五福岭地势险峻，四角小山包上各修有九个地堡，形成相互支援的交叉火力；而“座山雕”的大本营“威虎厅”，就坐落在五福岭中央，铺着“几十张黑熊皮缝接的熊皮大地毯”，厅内点着“七八盏大碗的野猪油灯，闪耀着晃眼的光亮。”曲波把土匪头子“张乐山”，改成了一个没有历史依据的“崔三爷”，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按曲波喜欢贴近历史真实的取名惯例，张乐山起码也应被称作“张三爷”，曲波干嘛把他叫作“崔三爷”了呢？究竟是曲波对这次“战斗经历”出现了记忆误差，还是他根本就对杨子荣“活捉座山雕”一事没有亲历？回答自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曲波本人并没有参加“活捉座山雕”的那场战斗，而“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情节，也是他对兄弟部队一场战役的大胆移植。根据黑龙江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记载，牡丹江剿匪过程中曾有过一次著名的“鹿道之战”：匪首郑云降带领土匪主力近千人，盘踞在宁安县南90多里的鹿道镇，这个镇是个山林小火车站，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只有一条火车轨道通过。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一团的领导决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趁敌人麻痹大意之际，直捣匪巢发起攻击：

正月十四晚，部队秘密行动了……战士们顶着严寒，在没膝深的雪地中艰难地跋涉着。

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鹿道南山。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直抵鹿道守敌后背，切断了鹿道与春阳两地之间的联系。

赶上正月十五，鹿道的1000余名匪徒狂喝烂饮了一天，不加防备的睡着大觉，他们作梦也没料到我军这么快出现在背后。一团的肖副团长、王副政委命令部队按作案方案迅速行动。一营和团直属队悄悄地向鹿道摸下去，三营占据鹿道南山，我们七连占领了东南老松岭，控制从春阳过来的铁道隧道口。

天刚拂晓，就听到鹿道枪声大作，一营已经同鹿道的守敌展开了夜战。

……

这一仗炸死、打死土匪100多人。[13]

一团在元宵节之夜深入林海包围匪巢，将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土匪全部消灭，这与小说《林海雪原》中的“百鸡宴”情节，显然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一团与二团同属牡丹江军区直接领导，他们都参加过1946年到1947年的剿匪作战。可是作为二团副政委的曲波本人，不可能去参加发生于兄弟部队的那场战斗；因此他只能是借用兄弟部队的经典战例，再巧妙地插入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让其成为主导这场战斗的灵魂人物，因此也就有了小说中的“智取威虎山”。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林海雪原》的“真人真事”，也只是曲波的“亲耳所闻”，而不是他的“亲眼所见”。

然而，在高呼猛进的“大跃进”年代，曲波自己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始终都在强调说，《林海雪原》从人物到事件，全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实历史：一、他说“舌战小炉匠”确有其事，“当杨子荣同志向我们讨打入匪巢的命令时，我们还有些犹豫……在匪穴中，当他一发现他曾捉过、审过、打过交道的栾匪进山时，他说：当时他也不免一阵僵了神，手握两把汗，全身像麻木了一样。”[14]据谷办华的史料考证，杨子荣“活捉座山雕”时，曲波正在牡丹江医院里养伤，试问不在场的副政委曲波，究竟是如何去下达命令的？二、他说自己与杨子荣是亲密战友，“抗战时期，他刚参军时我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军？’他说：‘一为打日本救中国，二为打杨大头报仇！’”杨子荣是1945年9月参军的，准确地说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况且杨子荣的亲属也都表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杨大头”这个人物。抗战期间杨子荣还没有参军，曲波却能够与其去进行对话，究竟是历史本身出现了错误，还是曲波自己重新改写了历史？三、他说最能证明“智取威虎山”一事真实存在的，是他发现了杨子荣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威虎山战斗间隙里”，详细记载有其“对前途和事业”看法的“一篇日记。”[15]这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且不说“没念过一句书”的杨子荣，因文盲一直都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就更不用说在“战斗间隙里”写日记了；最能证明曲波是在说谎的一个事实，即杨子荣活捉土匪头子“座山雕”，是发生于1947年2月7日，而仅仅相隔十六天（1947年2月23日），他便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试问已经光荣牺牲了的杨子荣，又是怎样在十二天后重新复活，不仅能够从容地写战斗日记，而且还能再次把“座山雕”绳之以法呢？

其实，历史之荒谬性还远非如此，时间到了1986年底，一个名叫“连城”的神秘人物，突然从沉默中站出来说话了——他在接受《黑龙江日报》采访时，声称自己才是少剑波的历史原型，并公然否定了《林海雪原》故事情节的真实性[16]。曲波听到这一消息后，不仅恼羞成怒大为光火，还于1987年3月，接受了《北京日报》的记者采访——他痛斥“连城”是在“行骗”，并一再强调说在他的历史记忆里，“绝没有从未剿过匪、1944年11月才投向我军的连城。”[17]可在黑龙江文史资料以及谷办华等人的历史考证中，却明确地记载着1944年刘公岛与龙须岛的反正海军，被改编成了第十八集团军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曲波被任命为二团的副政委，起义组织者之一的连城被任命为二团参谋长[18]。况且当时二团团长王敬之仍然健在，为什么他不出面去替曲波揭穿“连城”呢？而到了九十年代，从王敬之夫人的一段话中，也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要不是谷办华，要不是《杨子荣》这本书，敬之的事会跟着他一起走进坟墓，无人知晓。我们全家对办华这种忠于历史，敢于重现历史的精神深为感动和感激。”[19]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敬之是那场剿匪战争的最直接的参与者，而他在整个《林海雪原》红色经典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沉默。如果说曲波所说与所写均是“历史”，那么，为何王敬之夫人会发出“重现历史”这样严肃的感慨呢？连城和王敬之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团长，两人的职位都在曲波之上，他们三人应该说都是出生入死的战友。对于曲波的“言辞凿凿”，其余二人采取的或否认或沉默的态度，无疑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曲波所说的“历史”并非真实，而是其主观虚构。我们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典型化的虚构过程。如果人们仅仅将《林海雪原》当作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刻薄地指责曲波；可曲波自己却偏偏要把《林海雪原》说成是“历史真实”，结果却是落得个战友反目读者质疑的尴尬地步。

然而，在一个狂热的年代，即使是谎言也能成为覆水难收的另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更是以最激烈甚而极端的方式成为了历史——这就是艺术的历

史化过程。在“文革”时期，《林海雪原》的真实性问题早已超越艺术范畴而成为政治高压线。因为小说被指认为不可否认与修改的“铁的事实”而给“剿匪战斗”亲历者们带来的灾难实不在少数。王敬之曾是一个让土匪闻风丧胆的团长，打了大大小小100余仗，然而，他的功绩却被人为地埋没，一个少剑波便取代了他所有的功劳。文革中他被打成右派，几十年时间里都蒙冤抑郁而不敢站出来说只字片语。直到九十年代牟平县政协委员会及解放军51034部队让谷办华等人参与考证那段逝去的历史时，才得以让王敬之的事情重现于世人面前。而侦察排的另一名骨干战士孙大德，与王敬之团长的沉默态度截然相反，却不料结果殊途同归。在曲波的小说成名以后，孙大德作为“亲历者”之一而受邀到各地进行演讲，还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在其演讲中，他提出了很多与小说相去甚远的历史事实，比如他自己身材瘦小，而小说中将其写成了“长腿”；在“活捉座山雕”时他们曾经用了一些手势作为接头暗号，诸多细节和小说有出入，因此“小说并不都是真的”[20]。在京剧《智取威虎山》被推为革命样板戏后，立即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孙大德的宣讲内容显然触犯了“样板”的权威。姚文元以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名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的文章，着重批判了孙大德。文中说：“最近就有一个自称姓孙的人，瞎说《智取威虎山》中的申德华就是他本人，并山南海北，到处游说，信口开河，大吹大擂，竭力丑化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形象，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歪曲为贪生怕死一心想吃敌人鸡骨头的胆小鬼，把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歪曲成为流气十足的兵痞，丑化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样板戏，完全是一副政治扒手的嘴脸！”因此要“彻底肃清其流毒”[21]。《红旗》杂志这篇文章发表后，孙大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原单位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1970年，孙大德因肝病复发含恨去世。临终前，他要求将自己安葬在海林，和自己的亲密战友杨子荣一起长眠。

小说就是小说，人们绝不能把它当作是真事儿。如果有人一定要把“虚构”看作是“真实”，或者硬要把“艺术”说成是“历史”，那么显然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可笑行为！长期以来，《林海雪原》的艺术真实，被机械地还原为历史真实。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运用政治思维，去对文学审美过程进行历史感受——革命英雄正是在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想象之中，既支撑起那个物资贫乏年代的精神信仰，又消解了文学艺术独立自为的存在价值，这无疑是红色经典所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

[1]曲 波.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J].山西文学，1983，（6）：59.

[2]顾育豹.《林海雪原》小说初稿发掘记[J].世纪桥，2006，（4）.

[3]姚 丹.“事实契约”与“虚构契约”：从作者角度谈

《林海雪原》与“历史真实”[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3）：116.

[4][7]曲 波.关于“林海雪原”[A].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587.

[5]曲 波.致读者[A].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99.

[6]曲 波.关于“林海雪原”[N].北京日报（副刊），1957-11-09.

[8]谷办华，王树山，林国军.杨子荣[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60-61.

[9][19]王亚民.情深似海的友谊——记谷办华与杨子荣老团长[A].彭黎明.情系“万岁军”[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33-34.

[10][12]温 野.侦察英雄杨子荣[A].黑龙江文史资料[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73-108、102.

[11]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A].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67.

[13]周易山.回忆绥宁剿匪斗争[A].中国人民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黑龙江文史资料——黑龙江的土匪与剿匪斗争[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52-53.

[14][15]曲 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J].中国青年，1958，（10）：20-21.

[16]连 城.二〇三首长重话当年[N].黑龙江日报，1986 -11-16.

[17]沙 林.《林海雪原》不是为某人立的传——访曲波[N].1987-03-14.

[18]樊易宇.寻找红色迷踪[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77.

[20]佟 杰.孙大德传[A].江城英烈[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341-342.

[21]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J]．红旗，1969，（11）：71.

On the Truthfulness of the Characters and Invents in the NovelTheGuerrilla WarfareinNortheastChina

FENG Jie

(Chinese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The novelTheGuerrillaWarfareinNortheastChinais a legendary work among themost famous four red classics.When it was first published,its writer claimed that the story was an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heroic deeds.However,when we traced the history,we surprisedly came across many contradictory questions.In the story about the team of suppressing bandits in which such legendary heroes as Yang Zirong,Shao Jianbo,BaiRu were created,many historical factswere concealed.

TheGuerrillaWarfareinNortheastChina;Yang Zirong;historicalization of art;authenticity

I206.7

A

1674-3652（2011）04-0001-07

2011-05-05

丰 杰，女，湖南长沙人，暨南大学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