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栖息地——市民社会

李金龙，蒋奇勇，黄生满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南宁536006)

自由主义的栖息地
——市民社会

李金龙，蒋奇勇，黄生满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南宁536006)

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论述，指出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制度建设方面的理念渗透已经完全占据主导，也有自己一整套的伦理哲学。但自由主义的发展并未像文中“福山派”所说的结果那样，文章对自由主义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市民社会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栖息地。

自由主义;市民社会;伦理

一、自由主义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完善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如果不在上层建筑的制度建设方面渗透自己的思想，那么它最终会在多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羞涩地“离席”，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作为影响西方政治传统发展方向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以“自由和平等”作为其核心价值理念的。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议会制，西方国家在宪政制度的选择和设计上完全展示了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价值理念——“自由和平等”的保护和落实。

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以密尔于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和1861年出版的《代议制政府》为标志，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们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建构，提倡“自由优先论”，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解决了自由主义两个永恒主题之一的“自由”问题。古典自由主义阶段，西方国家在上层建筑的制度设计上完全遵循亚当·斯密的“政府是守夜警察角色”理念，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极大值，这一时期，国家对以“私人财产”为核心的“自由”的保护达到了淋漓尽致。自从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了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种族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自由主义受到了女权主义(Feminism)、种族主义(Racialism)、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和社群主义(Communalism)等的诘难和谴责。面对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把平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罗尔斯把正义视为现代哲学的主题，并认为正义就意味着平等，从而将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变为平等［1］。以罗尔斯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和后来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为标志，现代自由主义从理论上解决了平等问题。现代自由主义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诺齐克，尽管在很多方面完全站在罗尔斯的对立面，批判后者的“正义总意味着平等”，而提倡“自由权利”优先，主张国家极小化，是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延伸，诺齐克的思想称为“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但他们之间的争论完全属于现代自由主义内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旧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自由和平等”，只是两者何为优先而已。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制度设计上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这一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平等”这一自由主义另一个永恒主题。

从以上讨论来看，从洛克到罗尔斯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自由和平等”的诠释，制度设计上也承袭了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了自由主义与制度的完美结合，尽管从凯恩斯主义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机构设置方面摇摆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但制度选择和设计永远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可以说，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乃是它的政治制度论，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近现代演变的一个重要成果乃是建立了一个自由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眼中等同于现时代普遍盛行的以英美社会制度为基础的一整套有关社会秩序的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2］。

二、自由主义伦理哲学的发展

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一套伦理哲学和道德哲学，自由主义也不例外。以洛克、斯密、密尔等为主要代表的功利主义者，崇尚自由和权利优先，主张国家作用的最小化，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关于人性的哲学。斯密作为大功利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在经济领域是最主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极大值的。在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意识中，在看到市场机制作用的时候，他首先思考的是对人性的道德哲学，斯密在其第一本成名作《道德情操论》中这样说:“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人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的好处。”［3］尽管斯密对人性的伦理哲学完全是建立在“同情”的原则之上，与其在经济活动中对人持“经济人”的假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但是我们要看到在以其为代表的大功利主义者在古典自由主义阶段，在经济领域中最崇尚自由时期都能够注重自由主义伦理哲学建设的可贵之处。比起功利主义者，康德派更是有一套从个人伦理到社会政治的完整的人性哲学学说，他们对自由主义伦理哲学的思考更多的是从理性和逻辑思辨角度出发，将伦理哲学和实践哲学连接起来，用休谟的话说:“道德被归于实践哲学，它可以影响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受到道德的限制，在想到非正义时就阻止我们不去做某些行为。”［4］斯密、康德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都是“整全性”的，不过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后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强劲崛起，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与自由主义争夺文化领导权，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流传统，为了扩大正义原则的公共文化基础，不再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特殊的一己学说之上，而是从各种异质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中寻求“重叠共识”，从而从“整全性”自由主义退位政治自由主义［5］。尽管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存在一个重要的偏差就是没有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人性哲学，他们没有提供一种自由主义如何成为可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说明，因为人性问题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问题，至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更是传统哲学的产物，与自由主义没有多少联系［6］。其实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就是对康德哲学的回归。用罗尔斯自己的话说:“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把诸如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来。”［7］罗尔斯《正义论》中在原始状态中被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的提出，尽管遭到众多学者的批判，比如前文提到的诺齐克，也包括来自社群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像麦金泰尔批判罗尔斯正义原则忽略了应得原则，但罗尔斯正义原则偏重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挚爱，本身承载的就是一种对人性至“善”的追求。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完全有一套对人性和伦理价值哲学的诠释。

如果说上层建筑的制度设计理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一种“派生性的构成”，那么人的伦理价值哲学对自由主义来说，完全是一种“结构性的构成”。自由主义如果被作为一种工具主义手段来用的话，那么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最终实现人类的“善”。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无论是对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理念渗透)还是对下(个人伦理哲学)都有自己一套体系。按理，自由主义在20世纪和将来应该像福山(Fremcis Fukuyama，1992)等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论者提出，20世纪是以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终胜利而结束的［8］。但为什么现代自由主义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多元文化的挑战，还是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呢?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尽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自由主义伦理哲学一方面在中国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席”的，另一方面又是导致中国人精神危机的“刽子手”。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诘难和挑战，自由主义的前景或栖息地又在哪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方面。

三、自由主义的栖息地——市民社会

任何理论如果离开了社会现实，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才能有自己的生命力。自由主义也不例外，现代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有古典自由主义当初那么具有强势呢?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发展现实连接不宜所致。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关注社会的两极，就是前文讨论的，一极是国家制度设计如何能保障对“自由和平等”的落实;另一极就是个人伦理哲学。自由主义者无论是主张“自由或权利优先”还是“正义或平等优先”，在其制度选择和设计上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和平等，对人性的假设也是基于单一个人的伦理哲学。如果单从经济角度来思考，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中对人性的假设是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如果抛开制度层面的约束来说，单个理性经济人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卡尔多改善次优和“丛林法则”。尽管有制度层面的保护，但市场经济的发展还是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西方国家在内都笼罩着物欲主义、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和严重的贫富差距的现实危机，这一状况似乎又是为转型时期的中国量身定做的，在多元文化价值冲突面前，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个人主义，在各种“好”的“坏”的多元文化的竞争中，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其日趋衰落中的“一元”。自由主义一方面如何摆脱制造精神危机和社会问题“刽子手”的身份，另一方面如何解决在多元文化竞争中羞涩的“离席”和难堪的“缺席”问题，罗尔斯提出的“重叠共识”，从整全性自由主义退守到政治自由主义，能否解决上述问题，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学者们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探讨自由主义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超越制度和伦理层面，寻求制度建设对“自由和平等”保护这无疑是首选，另一方面，我们要将制度和伦理哲学引向社会两极中的中间一极——市民社会。对人性的假设，无论是持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等，人都是情感动物，无论规范建制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多么重要，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民社会这一平台来实现“自我、本我、超我”的统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价值理念对规制的制度建设方面渗透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对人性的伦理哲学也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学说，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制度和价值方面的理念和市民社会结合起来，寻找自己的栖息地，在这方面更新和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市民社会中抢占多元文化竞争中的领导权，这应该是一个既陈旧又崭新的课题。

［1］ 姚大志.何谓正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2］ 许纪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3.

［3］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7.

［4］ 休谟.人性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29－130.

［5］ 许纪霖.政治自由主义，还是整全性自由主义［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

［6］ 高全喜.现代自由主义如何应对“美德问题”［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4.

［7］ 罗尔斯.正义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12.

［8］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75.

Liberalism habitat——civil society

LI Jin－long，et al.
(School of Management，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6006，China)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logical thinking“discovering，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from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to modern liberalism.Liberalism is dominant on superstructur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n western.Liberalism has a theory philosophy itself.But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isn't like the result which the Fushan School said.This paper analyses the qu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reckons that civil society should become liberalism habitat.

liberalism;civil society;ethics

B712.59

A

1009-8976(2011)02-0008-03

2011－03－03

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gxunchx2010024)

李金龙(1980—)，男(汉)，河南信阳，硕士主要研究政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