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赵艳强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水浒传》招安帷幕下的造反思想探析*
李建华,赵艳强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022)
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在《水浒传》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事实上,招安只是作者采用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曲笔手法,鼓励造反才是最终目的。水浒英雄最后悲剧结局的现实意义则是歌颂造反思想的伟大,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屠杀功臣的罪恶行径。
《水浒传》;招安;造反;悲剧结局
关于《水浒传》的编者施耐庵,我们可资参考的材料甚少。袁吉人《耐庵小史》曰:“施耐庵,白驹场人,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友善。士诚初善甲兵,闻耐庵名,征聘不至。”[1](P494)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云:“国初(明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1](P491)对比分析《耐庵小史》、《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水浒传》,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施耐庵代表“广大农民的意向而怀念水浒英雄,并为了对眼前元末红巾起义的声援而着手编写《水浒传》这部小说”[2],那么施氏为何拒绝参与起义,在起义成功之后又坚辞不出呢?对此,施耐庵没有明确剖明心迹;通过其沥血之作《水浒传》,在招安与造反这一悖论形式上的统一中,我们可以深味施氏这种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对统治阶级而言,被统治阶级不安于被统治,起而抵制的行为或言论就被视为造反,这些造反的人被称为草寇、强盗、土匪等等;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对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的反抗就被视为起义,造反者的矛头往往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