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的特拉维夫

唐丹鸿

左边的特拉维夫

唐丹鸿

一个炸药包

有一天，我和大卫带孩子去儿童诊所看了保健。回家后大卫发现把公文包忘在诊所柜台上了，赶紧打电话，可诊所电话没人接听。我家离诊所也就七八分钟车程，刚才在诊所时人还很多，这会儿也是上班时间，怎会无人接电话呢？大卫的神情有点儿气急败坏。我说：“谁会要你的包啊，可能电话坏了，你回去拿得了。”

大卫说：“没人接电话那就糟了！那多半是诊所的人已经报案，撤离了！”

“什么什么？报案？撤离？什么乱七八糟的？”

大卫说：“以色列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无主包一律被视为炸弹嫌疑，是要被炸掉的。我那包里虽没几个钱，但有身份证、信用卡、医保卡等东西，重新办多麻烦啊。”哇哈哈，想到他那破包会被炸得碎片横飞尸骨无存，我笑得滚翻在地，大卫则冲出门去抢救他的包去了。

大约二十分钟后，他拎着包回来了。说飞车开抵诊所所在的街道时，街口已被警察封闭，车人不许进入，诊所和附近楼里的人群也都疏散了，晚到一分钟他的包就被炸了。大卫赶紧告诉警察：“别炸别炸，是我的包！”警察问了他：到底放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放的，什么颜色之类，然后让他跟一名身披钢板、头戴防爆头盔的警察进诊所去取了包。

我问：“你那破包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警察罚你款不？”大卫说：“凭什么罚款？法律里没这条。这世上谁不会丢三落四几回呀？”当时他上前跟警察说明情况时，连连道歉，周围人都在乐，警察也笑说习惯了，还幽默了一句：“你及时回来省了好大一笔引爆费，不然一个无辜的包又被炸了。”从此后我就比较在意自己的背包，怕忘在什么地方被炸掉。

另一个与包有关的，就是去大学、商店、银行、药房、电影院……任何公众场合，都必须打开包让门口的保安检查。小包打开看看就行，大包若东西多，得一件件拿出来。保安也各种各样：机场、政府部门、公立医院、大型购物中心的保安给我的印象都牛哄哄的，戴着墨镜，耳朵里塞着耳机，腰间挂着步话机、手枪等，还有拿微冲的，要求检查时目光锐利，一副不由分说的派头，据大卫说他们的确都训练有素。我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书，大学门口也总是站着三五个保安，还有女的，或神气非凡，或吊儿郎当，我猜他们中有打工的学生。每当早上进校高峰，门口总排得长长的，待保安检查了才能进校；其它不那么“重要”的地方，比如药房、商店、电影院、餐馆等，有的保安看起来都六十岁了，嘟嘟哝哝拿根电警棍，基本上算是一个摆设。特拉维夫最大的自由市场离我家不远，以前发生过几次人弹袭击，都是在入口。现在我去自由市场，几乎注意不到保安的存在，仔细看看才发现，在那些街头艺人或犹太传道点旁边，坐在椅子上聊天的几个人是保安。

特拉维夫街头 骋怀供图

我刚来以色列的那年，发生过两三次自杀袭击。所以每进什么地方，我都毕恭毕敬打开包让保安检查，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理解配合。不知不觉就习惯了。现在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好像只有三起，据说这跟隔离墙已经全部修好有关。

关于大卫的“炸药包”一事，我觉得很有喜剧感，属于以色列特色，所以常当笑话讲给别人。中国人通常与我一样大笑，以色列人一般也笑笑，说是啊，这是以色列的法律。但后来我认识了一位以色列记者伊坦，也是一个纪录片作者，当我又讲这个段子时，他冷冷地嘟哝了一句，翻译成中文类似于流行语“装B”。我知道伊坦是“左派”，常常针对以色列的“爱国”思想、犹太传统观念、政府或军方做派等写讽刺文章。但他对“炸药包”的不屑我甚为不解，这不是和安全有关吗？

伊坦问我：“无主包、封锁街道、疏散人群、炸包，这些让你联想到什么？”

我说：“巴以冲突、恐怖炸弹啊。”

伊坦说：“炸弹可以放在停在闹市的摩托车箱包里，也可以放在咖啡馆门口的垃圾箱里。比如要炸儿童诊所，可以放在一辆盖着毯子的童车里。其实真要搞爆炸袭击，可以有很多方法，并不非得放一只显眼的无主包。人们见到摩托车不会报案，看见垃圾桶也不会报案，可是见了包马上就想到炸弹。”我一想，说得也是啊！

伊坦又问我：“联想到巴以冲突、恐怖炸弹后，再眼见爆破人员一声巨响引爆炸弹，你又会产生什么感觉？很恐惧吧？心想要是这颗炸弹在人群中爆炸了会多么惨重吧？是不是对恐怖分子很厌恶？是不是对隔离墙那边的人……？”

见我目瞪口呆，伊坦接着说：“袭击甚至不一定非用炸弹。你看前段时间在耶路撒冷的一次自杀袭击，那家伙开着铲车在大街上乱撞乱轧，保安在门口翻看人的包，检查有无武器炸弹有什么用？”

我正想说还是有用吧，不然去这些地方杀人还是见效得多。结果伊坦又把我嘴边的话先说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安全措施，恐怖分子就会专挑这些场合杀人？你不觉得任何一个想杀人的人都可能做，而并非只有巴勒斯坦人？你只想象着被袭击、被杀，可忽视了自从隔离墙修好后，从西岸越境过来已不可能；你也忘了隔离墙有些部分越过了巴勒斯坦边界，还有犹太人把定居点修在了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这引起的侮辱与欺压感你不会去体验；你也想不起来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跟你我一样，只想过太平日子。这几年以色列的车祸倒不少，人弹一个都没有。以色列的社会治安与别国也没什么不同，别的国家的社会治安措施并非特指某个人群，但在以色列，一个无主包，无处不在的保安翻包检查，巩固的是你脑中对巴勒斯坦人的敌意和防范，尽管你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着。我们指责恐怖分子对儿童进行仇恨洗脑，也有犹太人在把对巴勒斯坦人的敌意植入下一代的大脑。这就是中东的荒诞。”

同情体谅已成追忆

伊坦正在拍一部纪录片。二战期间，大量欧洲犹太难民想进入巴勒斯坦，但英国托管当局限制和拒绝犹太难民移入，当地犹太人成立了游击队，暗杀英国官员，袭击英军设施，破坏英军对犹太移民的拦截。在一些封存的文献中，伊坦发现了一些记载：当时在犹太人的游击队中有阿拉伯人，他们和犹太人一起袭击托管当局，帮助犹太难民回来。

关于英国托管当局限制犹太移民，这里多说两句。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回归的浪潮，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在此压力中，英国政府提出《巴勒斯坦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实行高度自治。

就是说，尽管很多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回归，但还是有阿拉伯人同情犹太人的遭遇，并给予援手。伊坦发现的文献中提到的阿拉伯人，如今大多还健在，仍住在以色列。他在纪录片中采访了他们，揭示了冲突之外的一条鲜为人知的、富于同情与理解的支脉。在伊坦看来，正是意识形态因素，使这些文献被有意掩盖封存了。这些犹太游击队中的阿拉伯人，被巴勒斯坦人看做叛徒羞于提起，也在冲突的硝烟中被犹太人选择性地遗忘。

1967年6月5日清晨开始，到6月10日黄昏，以色列与毗邻的埃及、叙利亚、约旦之间，进行了一场速战速决的六日战争，埃及等阿拉伯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在这场二十世纪军事史上最具压倒性结局的战争中，三个阿拉伯国家死亡近两万人，以军死亡近千人。伊坦的父亲就是那近千名阵亡以军将士之一，那时伊坦七岁。“前辈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争取求存和立足，他们对以色列的故土之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我不想继承受害者情结，我觉得对持续的悲情和敌意应该保持警惕，因为今天的我们已不是受害者。”

我们住在市中心一条叫“何处去”的小街上。这条街尽头有一幢普通的看起来六成新的公寓楼，我每天路过它。有一天大卫注意到楼前有一块不起眼的小铁牌，上面写着：这幢楼底楼的×号房，二战时是抗英犹太游击队的武器库。“何处去”这条街是以犹太作家法尔伯格（1874-1899）的最后一篇小说《何处去》命名的，法尔伯格生前就住在附近。

特拉维夫雅法老城 骋怀供图

离“武器库”几米远，是我们的邻居耶胡达的自行车修理摊。耶胡达原本在一家公司做市场顾问，有一年去印度旅行，回来后就辞了工作，在自家门口摆摊卖二手自行车。他说公司里成天想如何赚钱的日子很累人，印度之旅让他觉得，可以过简单的生活，把更多时间用来冥想。特拉维夫寸土寸金，找泊车位可以把人逼疯，所以耶胡达的二手自行车生意不错。他每天花几小时懒懒散散翻新旧自行车，其余时间就听听音乐、享受大麻。他听大卫讲我正在写这篇关于以色列的稿子，就一边用油乎乎的手转动轮胎，一边说：“丹鸿，你一定得写我家的故事。这类事当年不少，现在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故事是这样的：

独立战争中，很多阿拉伯村庄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家躲避战乱，也没想到回不来。而以色列政府则立刻将犹太难民迁进这些村庄，也即占领并安置难民。耶胡达的姨妈全家是从伊拉克来的犹太人，当时被安置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阿拉伯村庄里。住进阿拉伯人房屋的犹太难民发现，很多人家餐桌已经布置好，做好的食物放在一边，正准备吃晚餐，显然那些阿拉伯人是仓促逃离的。有一天夜晚，耶胡达的姨妈住的房子有人敲门，是一个阿拉伯男人，他说他是房子的原主人，想回家取一些东西。当时屋里只有耶胡达姨妈和她的几个孩子，她很害怕。那男人说如果不开门他就砸门，但请她最好开门，他不会伤害他们。耶胡达的姨妈开了门，那男人的确是原主人，他进来迅速从一些角落里找出金银珠宝和现金，离开时忽然拿出一块金子，塞给耶胡达的姨妈就走了。也许他感谢她为他开了门？也许他同情这些刚从阿拉伯国家逃回来的犹太母子？

而耶胡达的父亲当年有一个小铺子，雇的店员是一位阿拉伯人。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店员不敢留在这边，举家逃难，但是家具用品等东西很多，丢下就一无所有了。耶胡达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卡车送给了店员，让他带着家小财产开车走了。就此一别。那位给金子的阿拉伯男子和耶胡达父亲的雇员，成了难民。也许他们现在就在西岸？在加沙？

我租住的是特拉维夫“联结”现代艺术中心创始人巴哈的公寓，她的丈夫本尼·俄森伯格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

“我爱你/而你离去/你所有的晶莹碎屑/从我伸展的手指间飞散……”这是本尼在热恋中写给巴哈的诗。但更像一道预言，预言了巴哈眼中的本尼的结局。

巴哈来自波兰，本尼来自俄罗斯，都是二战前期从日趋紧逼的排犹潮中逃来的。这片荒芜贫瘠的地方被犹太人看成故土，而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也正在将其包围。巴哈和本尼在以色列相遇、相爱、结婚，共同开办了一所幼儿园，本尼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幼儿园男老师。当时的特拉维夫是雅佛的郊区，主要住着犹太新移民；雅佛是一座古城，主要住着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愤怒日趋白热。建国前一年，幼儿园有两个孩子快过生日了，本尼搭车去雅佛给那两个孩子买生日礼物。途中他搭乘的车被一群巴勒斯坦人包围了，车上另外几个同伴都惊惶不安地待在车里。本尼说他会阿拉伯语，也交有阿拉伯朋友，认为可以出去沟通，便出了车门想跟那些人谈谈。本尼出去，没来得及沟通，当即被这群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拽到路旁，用刀割下了他的头。

《本尼·俄森伯格诗集》的首篇写到：“歌谣变成诅咒的乱石向她掷来/灵魂似荒野被诅咒的乱石覆盖/她惨白的嘴唇要亲吻融化石头/被囚禁的甘泉终将涓涓而出……”那时，本尼的女儿波伊特差一个月满周岁。巴哈知道噩耗后，怀抱波伊特走到哥嫂家，将孩子递到他们怀里，然后独自到附近一个基布兹农庄的小屋里待了一个星期。她说：“我想。”

几年后巴哈创立了“联结”艺术中心。如今，联结艺术中心已是以色列著名的文化活动场所，以及各地艺术家和爱好者的朝觐地，几乎每天都有先锋戏剧、舞蹈及艺术展览活动。六十来年了，巴哈已年届九十。她和本尼唯一的女儿波伊特也已六十出头，是一位心理学家。从小女孩到少女再到成年，波伊特从祖父母处了解父亲，辗转寻找父亲同车的同伴追问细节，从本尼的照片、剧本、诗篇和他人的描述中拼缀父亲。“但我从来没向母亲问过，有一种冰封似的氛围，让我问不出口。”本尼和他的死，在母女间一直是禁忌——主要是巴哈的禁忌，波伊特希望母亲说出来。

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巴哈时，她曾经明丽的脸庞已满布皱纹。她一直没有再婚。我们谈起了本尼·俄森伯格，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谈他，她面带平静的微笑说：“好吧，我们谈谈他，你想问什么都可以。”巴哈谈起本尼，变成了恋爱中的女子。“我爱你／而你离去／你所有的晶莹碎屑／从我伸展的手指间飞散／你离去了／我用那仅存的碎屑／镶嵌钻石般拼缀／而一张脸已经不在。”

我问她：“你恨那些杀死了他的人吗？”

“不，从未恨过。”她平静地看着我。我相信这位鹤发老者。

“为什么？”

“尽管我们当年不得不回来，尽管犹太人可以说，当时的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主之地，而非一个国家，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即便是兄弟俩，如果一个家曾经是哥哥的，但弟弟已继承多年，哥哥要回来重新分家，也会发生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相安共处了几百年，正是大量犹太移民回归，要建立一个犹太国，才与巴勒斯坦人发生了冲突。”

我问：“因为回归以色列，你对巴勒斯坦人抱有负疚感吗？”

她说：“是的，无论先前这里是否是一个国家，他们毕竟也在这儿生活了很多代，这里已经是他们的家园，这是事实。正是因为我们回来，他们失去了在这里生活的权利。”

我说：“可你们当年无处可去，很多国家都拒绝接收犹太难民，而且如果没有历史上的数度排犹，特别是大屠杀……”

“可我们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受害者。悲剧从罗马帝国毁灭以色列就开始了，排犹和大屠杀逼迫大量犹太人成为难民，最后却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共同承受这一悲剧。我不恨那些杀他的人，是认为本尼是人类悲剧的牺牲品。我这一生都为此悲哀。我们需要巴勒斯坦人的理解、同情和接纳，争取和平共处。”这也许就是本尼死后那个星期，自闭在农场小屋里的巴哈所想的。

“她惨白的嘴唇要亲吻融化石头/被囚禁的甘泉终将涓涓而出……”本尼和巴哈的女儿波伊特，也是以色列有名的左派民间社团“四个母亲”的活动人士。这个社团致力于犹太女性与巴勒斯坦女性间的对话和沟通。我受邀参加她组织的一次活动：邀请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血液中心一起捐血，用于救治持续发生的巴以冲突中受伤的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汇聚于同一容器，将输入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身体中。

左边的特拉维夫

“丹鸿，我带你看看以色列的黑洞！”这是我的朋友汉娜喜欢对我说的话。汉娜也是一位独立纪录片人，她一直托我跟她一起去耶路撒冷，配合她拍一部纪录片。她追踪的是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几户阿拉伯人家，这几户人新修不到三年的房子被强拆了，政府强拆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建房许可证。以色列法律规定，即使在自己产权的土地上建房，也需要许可证。这几家阿拉伯人因为祖传的老屋不能住了，必须新修，他们依法多次去办证，但耶路撒冷市府一直推诿不给办理，这几户阿拉伯人就自行盖了房屋，结果房屋就被强拆了，他们流离失所，暂投靠在亲戚家。这届耶路撒冷市府是右翼当权，干了好些惹人侧目的事。在汉娜看来，耶路撒冷市府是故意不给这些阿拉伯人办理建房许可证，因为他们的房子在西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太人聚居区，而市府想要逼这些阿拉伯人往东耶路撒冷退。

带汉娜和我去采访的是一位阿拉伯男子，他在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工作。他要视民情而定，是否适合带汉娜进入阿拉伯人聚居区行走。如果阿拉伯人正在跟警察冲突，那几天我们就绝对不能去，否则汉娜肯定会挨石子。我问汉娜为什么一定要我作摄像呢？汉娜说因为她是犹太人，即使有阿拉伯向导，采访时人家也多半不想理她。若她告诉那几户阿拉伯人，这个中国人是记者，那人家就愿意说了。哈！

昨天在特拉维夫大学，下课后去楼下咖啡馆坐了会儿，忽然一个高高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告知大家他要演说。这是以色列民间组织的通常做法，到大学等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在校内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发表演说推销组织的理念。他身后两名学生样的年轻人，开始分发演说资料，封面是一张内塔尼亚胡的像，脸被划分成错开的两半，半边脸黑半边脸红，显得有点儿邪恶。我噗地笑出来：“这前战斗英雄、政府首脑在你们眼中怎么这德行？”

中年男子来自“国际左派”组织，是剧作家西莫拉·哈斯法伊、律师埃达迪·亚尼弗发起的一个政治理念活动组织。左派人士通常自由散漫，“国际左派”的活动目的是召唤和凝聚左派活动家与支持者，以形成一个大的左派阵营。特拉维夫大学被看成是左派窝子。

这位中年男子作为政治活动家参加过几次以巴谈判。他在演讲中说：“如果犹太人希望以色列既是犹太国，又是民主国家，就必须立刻结束占领，让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因为，如果按照右派的思路，占领整片土地建立大以色列，则意味着阿拉伯人口很快将成为主要民族，那‘犹太国’则不复存在；而民主国的政府是由多数人的选票决定的，那么政府也将随之成为一个阿拉伯政府。否则，我们只能实行种族隔离，把阿拉伯人变成二等公民，和平不可能发生，以色列的民主也不复存在。”他也谈道：“以色列人对独立战争有一套自己的故事，而巴勒斯坦人对这场战争也有他们的故事，双方有各自的角度，也有各自的感受，要求对方认同自己的故事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主张把‘历史观点’放到一边，双方应该面向未来谈判。以巴不能达成和平协议，不能总把责任归咎于巴勒斯坦人，总说是巴勒斯坦人不想和平，哈马斯不想和平，但是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也说同样的话。”

这让我想起刚刚停滞的和平谈判，主要因素就是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不仅承认以色列国，还必须承认以色列是犹太国，巴方认为该要求傲慢并故意羞辱巴方，谈判就这么僵了。此事在以色列也引起极大争议，右翼“爱国”者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巴勒斯坦仍然有人叫嚣要把犹太人赶进地中海，而且巴勒斯坦国也将是一个穆斯林国”；左翼“以奸”则直批脑残：“有人说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说归说不等于事实；何况以色列是否是犹太国由自己立法决定，干巴勒斯坦人何事？”以色列左翼的电视搞笑栏目“伟大国”就开涮道：“问：怎么说服阿拉伯人承认俺们是犹太人呢？答：把俺们行割礼切下的那片皮挂在胸前。”

今年初夏，以色列海军袭击“自由加沙行动”的土耳其船队事件曝出时，大卫的姐姐正在我家喝茶。她直呼：“太丢人了，不敢相信以色列竟这等蛮横、愚蠢！”然后她就起身飞奔出门，扎进了街头咖啡馆，加入了“揭短、恶毒攻击祖国”的人群。在那家电影戏剧艺人的咖啡馆里，聚集的都是与她臭味相投的左派“分子”。这里是特拉维夫，如我前述，十之八九的“特拉维维”（以色列人给特拉维夫人的绰号）都是左派、极左派。记得有一天在一家汤馆喝汤，两个跑堂伙计争论大选的事，一个伙计说：“没看出来你是个右派嘛。”另一个就涨红脸急眼了：“我怎么右派了？你才是右派！你们全家都是右派！”

“特拉维维”懒散消闲，享受美食，把传统犹太戒律不当回事。比如《圣经》说犹太人不得吃猪肉，在以色列别的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猪肉踪迹，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的好几个商场却能买到猪肉、火腿。犹太教规定犹太人也不能吃虾蟹等带壳的海产品，可特拉维夫的海鲜馆生意兴隆，特拉维维们面朝大海，享受虾和蟹。教规也说犹太人安息日不得工作和做生意，安息日是周末，不工作那是人人接受，但你若想在安息日也能购物和上餐馆，你就最好住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对极端点的左派来说，建都特拉维夫完全没问题。耶路撒冷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特拉维维心目中已神圣不再，他们觉得为争得耶路撒冷打得头破血流简直是一种偏执。他们不屑地调侃那些黑压压地住在耶路撒冷的正统派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更刻薄地讥讽那些过境在西岸建定居点居住的“大以色列”人。

右边的耶路撒冷

“暑假你要怎么过呢？”我问学生雅娜。在以色列学生中，她属少有的腼腆，上课时不好意思开口，常在课后到办公室找我问问题。“我有两个想法，一是去中国练习中文，看看京剧，学画中国画。可是我也想住在耶路撒冷，因为现在以色列有很多麻烦：土耳其船的挑衅、国际社会批评我们在耶路撒冷修花园等等，我要专门住到耶路撒冷表达支持！”噢？这就是传说中的右派了？

在以色列生活了快五年，也许是我住在特拉维维堆中的缘故，右派就像幽灵，老听人说右派如何如何，却很难真正见识。雅娜说专门住到耶路撒冷，并非指住在犹太人集中的西耶路撒冷，更非时尚年轻人喜欢的遍布画廊、餐馆的文化区，住在这些地方并不具有“支持”意味，她要故意去住的就是遭人诟病的定居点，修占进了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聚居区。

记得那年犹太人从加沙撤出时，我们还在国内。我见报上有图文报道，是定居点的犹太人抵制撤离，把强遣他们的以色列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或者望着被推土机推倒的房子抱头痛哭，很有点儿痛失家园之感。那会儿我对以巴冲突几无所知，以为他们遭强拆了就有点儿乱施同情。大卫却很是不屑地说：“他们哭什么哭？真恶心。他们从加沙撤离，政府补贴他们每户二十多万美元重新在境内置房，还有一年的租房补贴，与在加沙的房子比，他们赚大了，哭什么哭？他们就是一帮麻烦制造者。你知道吗，为了这些‘大以色列’宝器的安全，每一个过境定居点居民得平均五个军人保护！”

耶路撒冷哭墙 骋怀供图

加沙现在已没有犹太人了，成了一座深陷困境的孤岛。但在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定居点还是像雨后蘑菇一样不停冒出。我问雅娜：“在东耶路撒冷建定居点不是违反国际法的吗？”雅娜的回答是：“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在那儿修定居点是我们的权利。”我没去过那些定居点，也不知道那些定居点上的“右翼”到底什么样。我的朋友尼塔，一个虾蟹猪肉通吃、自称不知“洁食”（犹太教义中规定的犹太人可食用的东西）为何物的特拉维维，是这样形容的：“他们是一些犹太极端分子，他们认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犹太人的土地，他们把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看成是复国。他们也是种族主义者，恨不得把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驱逐到爪哇国去，跟那些要把犹太人赶进地中海的极端分子一样。要是这些修建定居点的民族主义者消停了，以巴和平会早得多到来……”

就像为了给尼塔的评论加注脚一样，我很快见识了一个右翼人士。他是一名电脑软件工程师，来跟我学中文。他三十岁左右，文质彬彬，头上戴了一顶小圆帽，一般守部分教规、非极端正统的犹太信徒就是这种装扮。他说起张艺谋的《英雄》和《满城尽戴黄金甲》简直五体投地，蓝色的眸子闪烁着对中国的向往。他学中文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周游一圈，唯一犯愁的是中国没有拉比念过经的“洁食”，餐馆都有猪肉，即使不吃猪肉餐盘也沾过，不够“干净”。“在中国我只能吃素，可我又特别喜欢吃肉。”我傻傻地出了个主意：“哎，有清真餐馆没有猪肉……”，他横了我一眼：“我怎么会去穆斯林餐馆呢？”他问我喜欢不喜欢以色列，我说很喜欢以色列的制度。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这制度有什么好？居然让阿拉伯人选举，居然给阿拉伯人席位。”他说起特拉维夫人也有点儿恨恨地：“这些人不愿意服兵役，只知道泡在咖啡馆里一边享受和平一边骂以色列，还允许同性恋结婚，这制度却拿他们没法……”

把耶路撒冷说成“右边的”是我基于修辞上的对应。但以色列各城市的市长是直选的，这届耶路撒冷市政府是右翼政府，可见耶路撒冷住了很多右翼人士。这届政府批了好几个在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项目，还要按第一圣殿格局重建“大卫花园”，为此要强迁东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人社区，搞得抗议冲突不断，国际谴责声不绝。对大卫来说，耶路撒冷是一座沉重而荒诞的、受困的城，他不愿在那里待超过三天的时间。“每一块耶路撒冷的石头都目睹了千百年来的杀戮和对他人信仰、权利的剥夺。他们都说这里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离天堂最近的圣地。正因如此，他们在这里砍杀争夺，血流成河！”

“这是我的服役命令”

来以色列半年多后，爆发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以色列与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打。那时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叫“蓝色精华”的寂静的园区，靠以色列北部。那个月里，黑鹰直升机数不清多少趟飞过我家屋顶，北部城市的人们整日躲在地下掩体中。报纸每天都有阵亡士兵和死于火箭弹袭击的死难者照片，电视不间断直播战事。身穿迷彩、脸涂黑油的年轻指挥官，像硬派明星一样在镜头前汇报当天的战情，背景是硝烟未散的前线、疲惫的士兵……

然后停战了……我开始在特拉维夫学教书。有一间教室，墙上不是很起眼的位置贴了一张照片，一个脸长长的年轻人头像。那段时间警察正在通缉一个强奸犯，通缉照片公共场合到处张贴。我也没仔细瞧，想当然以为那张照片是通缉犯，可能学生搞怪，把他贴教室里了。所以有一次上课，我就指着那张照片，教学生说“这个人是坏人”。学生们愣了愣，居然还是有人牙牙学语道：“这个人是坏人。”下课后，我踱到照片前一看，下面写着：某某，1980—2006，阵亡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我才猛想起，是听说有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在那场战争中阵亡！想来就是这位学生，他在这间教室上过课，同学把他的照片贴在了这儿！我非常歉疚，第二次上课特意道歉，告诉学生们我看错了。

有一天心血来潮，问了一下学生对巴以问题怎么看。问题一出口，几乎所有学生脸上就露出了厌倦且无奈的表情：“这是所有外国人的问题，但是对外国人又很难说清楚。”以色列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多数都刚服完兵役，流行先周游世界一番再读书。可以想象当他们四方周游时，一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就会遇到这类问题。

我说：“那这样吧，你们觉得巴以有没有希望和平？”大多数学生苦笑着摇头，说没有希望。“无论是巴勒斯坦那边，还是以色列这边，都有人不想和平，认为强硬才是解决之道。”“这边总有人要恢复大以色列，那边总有人要把犹太人赶进地中海，就是所有麻烦的根源！”茨杨是唯一一个说“有希望”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任何事都有希望。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很难，可是希望总是有的。”这时一个叫奥兹的学生就说：“我们想和平，是他们想战争。他们搞恐怖活动能得到民众支持，他们不接受犹太人在这里生存……”我注意到奥兹说得很激动，而其他多数学生斜着眼看他，表情明显有些嘲讽。

以色列法律规定，公民满十八岁服兵役，男子三年，女子二十一个月，其后转为预备役到四十岁，预备役人员要定期回军队参加训练。我的课时有学生缺课，或没来考试，男女生皆然。过段时间再来上课时，就会带来一张纸，说：“老师，上个礼拜我没来上课，是回部队训练去了。给，这是我的服役命令。”有服役令证明，缺课和测验就不扣分了。有一届有一个女生，几乎每周都缺一次课，但总有部队证明。她虽缺课可成绩很好，从不拖欠作业，即使这周没交，下周也一定补交。我好奇地问她：“别人一年最多回部队两三次，你怎么每周都去啊？”她回答：“我是飞行员，不能停止训练。”原来她尽量把休息时间调到跟上课时间一致，作业也是熬更守夜做的。后来一军人朋友听我谈起此事，说她是以色列唯一一位战斗机女飞行员，她的姓名连他都不知道，是保密的，只知空军有一个女飞行员！有一天，前面说“有希望”的茨杨也拿来一张服役令，告诉我不能参加下周的口语考试。我又顺口好奇地问：“啊，你在部队做什么呢？”茨杨却说：“对不起，这我不能说，是秘密。”

我不懂希伯来文，也就不看报、不看电视。只有报纸的某张照片或电视的某种画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叫大卫翻译给我听。我注意到过一张整版照片：一位约六十岁、面容慈祥的女士，穿着条纹病服斜靠床头，怀抱一个新生儿，床头桌上摆有一张小伙子的照片。她旁边站着她丈夫和大儿子。她的小儿子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阵亡了，她悲痛欲绝。大儿子就建议母亲再生一个。老妇人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医生用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赠者的卵子，让她怀胎生下了这个孩子。我还注意到过别的照片：被毁坏的墙体，洒满一地的碎砾，惊恐的小女孩和她受伤的弟弟，他们住在南部的阿什克隆，是哈马斯火箭弹攻击的目标；也注意到过电视播放的街头监控录像，一辆正过十字路口的轿车忽然被火箭弹击中……

黎巴嫩战争结束后两年半，在加沙又打了一场“铸铅”。我教四个班，各班的男生少了一大半，他们都去加沙了。这个年龄段的男生正是预备役征召的吧。座位空空，桃李稀落。这次以色列空军先把加沙炸了个稀烂，对方加上平民死伤数千，以军伤亡不到三十人。几周后，他们陆陆续续回来了，一个不少，对我讲着怪腔怪调的中文。

以色列国防军总指挥说：在加沙边境线的以色列这边，是基布兹农场的鲜花和草莓地；在边境线那边，是迷网般的地道。战争将在鲜花和草莓地相连的时候真正结束。

可是也有人问：隔离墙呢？定居点呢？

特拉维夫的粉红三角

地中海是平静妩媚的海，但它的清凉却吹送不到炽热的特拉维夫。一百多年前，从欧洲陆续回归的犹太人，按照寒冷的欧洲城市的格局，将房屋街道修得与海岸线平行，阻挡了海风。而以色列却是一片干热的土地。“这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带来的是对欧洲、对过往的回忆和驻守。”每次去海滩，跨过一条条狭窄的老街，大卫总是苦笑着抱怨先人。躺在沙滩上，他又总爱回望鳞次栉比的城区，神往地说：“想象一下，要是条条大道由此往市区延伸……”

海风就会直达我们所在的“特拉维夫粉红三角”。这里是文化区，遍布大小画廊、博物馆、艺术中心、试验剧院、诗人作家故居、特色书店等，集中了著名的咖啡馆、餐馆、时尚小店，被誉为“以色列的苏荷”。这里是以色列最开放、最多元的思想文化中心，汇集以色列所有的光怪陆离，也是同性恋者的天堂。我女儿进的市政府幼儿园，园里有同性恋夫妇的孩子。在家庭日这一天，老师教传统儿歌：“房子里面是什么？房子里面是家庭；爸爸妈妈是什么？爸爸妈妈是双亲！”加上了“妈妈和妈妈是什么？妈妈和妈妈是双亲；爸爸和爸爸是什么？爸爸和爸爸是双亲！”每年春天的一天，以色列同性恋者都要在这附近举行狂欢游行，市长会发表讲话，申明支持和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并和同性恋者们一起游行。队伍中除了同性恋人群和支持者外，也有不少同性恋者的父母，他们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我的孩子是同性恋，那又怎么样呢？”活动组织者一直想把游行搞到耶路撒冷，遭到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正统犹太人的强烈抵制，因此游行从来没得到过耶市的批准。

离我家几步路的神肯街（Sheinkin），则是特拉维夫粉红三角的中心。安息日（周五）的上午，在这条两辆车相错都很困难的单行道上，你会看到坦胸露背的时髦女郎、怀抱试管婴儿相拥而行的同性恋夫妇、为小狗小猫招募主人的动物保护者、花里胡哨的街头小丑、吹拉弹唱的艺人、行为艺术表演者、发放传单的外星人爱好者和穿着十七世纪流行样式的黑呢大衣、头戴黑高礼帽的正统犹太教徒（无论冬夏，都是那一身装扮）。在摄氏四十度左右的夏季，他们面色苍白，一袭黑袍，安静地、目不斜视地走，与斑斓的橱窗和时尚的人群形成近乎荒诞的对比。

走在神肯街上，大卫常常说：这家咖啡馆里都是画家，诗人作家专去那家，哦，刚才从我们旁边过去的是某某影星，噢，坐在咖啡馆门口的那个人是著名歌手……呵呵，就是说名流云集，虽然对我都是陌生的以色列人。在神肯街靠自由市场那端，有两个著名乞丐，他们上报纸、广播、电视、旅游指南和被拍成纪录片，成了特拉维夫一景。我去市场购物时，常常见到这两位“名丐”。

一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以色列流行歌坛巨星米瑞·阿罗尼，《我亲爱的儿子》、《和平之歌》等是其名曲。这个自由市场每周二、周五也是民间手工艺市场，民间艺人们来此摆摊卖画作、自制首饰项链、自制的各种工艺品等。米瑞从2005年起在自由市场外的空地上唱歌，背后挂一块印着星星月亮的蓝色背景，上书“谢绝拍照”。面前地上放一纸盒，围观听她唱歌的路人间或上前，往纸盒里投几枚硬币，我也给过。米瑞已经六十来岁，嗓音浑厚嘶哑，满面沧桑。2007年拍的那部关于她的纪录片，介绍她同前夫离婚，失去了所有财产，儿子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以色列流行乐坛本来就不景气，何况她已过气，更少得到演出机会。一方面为了钱，也为了抗议政府2005年大幅削减文化预算，米瑞开始卖唱。2006年拉宾纪念日，在市政府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中，米瑞应邀演唱了《和平之歌》，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也重有组织者邀她回剧院或演唱会演唱，但米瑞拒绝了，她说她从卖唱中找到了歌唱的灵魂，她不觉得在露天自由市场卖唱有什么不好，她“要为人民歌唱”。我有时看到，在米瑞的卖唱摊前有一些年轻艺术家，他们或为她伴舞，或和她一起唱歌，他们都是正规剧院或演出公司的演员，来此支持米瑞。米瑞也常常邀请围观者和她一起唱。

离米瑞不到十米远，有一位盘腿坐在地上，金发垂肩，面目英俊，穿着像耶稣的小伙子。他面前的地上铺了一张布片，上面摆了一枚牛油果，画着蛇和上帝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身旁有时也安静地陪坐一两个人。我原先以为他是算命的，有天陪一香港来的朋友逛市场，朋友好奇，我们就过去问了他旁边坐的一个女子，得知他自称弥赛亚，已经在此八个月了，一天到晚就坐在这里，从日出到日落。我问他干什么呢？那女子说他回答人们的各种问题，从爱、痛苦、快乐到以色列的命运。他是弥赛亚，所以他并不要钱。“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弥赛亚呢？”那女子说他告诉人们，以前他也酗酒、吸毒、乱性，五毒俱全。有一天在海边遭蛇咬了，晚上上帝显形，告诉他他是弥赛亚，他的职责是来到市场，坐在这里代上帝说话。我问：“他不要钱怎么过活？他晚上住哪儿？”那位女子说他只喝水，吃一点儿蔬菜，睡在大地上、天空下。我以为那女子是他的朋友，结果她说不是，她也是路人，常来这里听他回答人们的问题，觉得很受益。香港朋友旅行以色列做了一些功课，说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有一种“耶路撒冷综合症”，患者相信自己是《圣经》里某个神的化身。后来有人拍了这位“弥赛亚”的纪录片：背景是人流穿梭的自由市场，骄阳酷烈，在弥赛亚面前，有人认真听他解惑预言，有人取笑他是疯子，也有人粗鲁地上前呵斥，骂他亵渎……方寸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他一概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应。最后，有两个街头小混混冲上前推搡暴打“弥赛亚”，混乱中摄像机也被推落，影片在镜头乱晃中结束。

现在你若来特拉维夫，你还可以看见米瑞，但“弥赛亚”已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