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精神康复领域的拓荒人
——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翁永振

□文 海慧芝

在医院四周还架着铁丝网，院区只有简陋病房的50年代，他毅然选择来到这片条件艰苦、刚刚开始拓荒的精神学科园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在我国精神病学开始突飞猛进向世界水平进军的80年代，年过半百的他，毅然踏上精神康复研究的艰难之旅。在精神康复领域，他着有“中国利勃曼”（利勃曼为国际著名精神康复专家）之称。从医多年来，他将国外先进的康复技术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精神康复技术，并编写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康复专著。他，就是我国精神康复学科领军人、北京安定医院原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翁永振。

初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笔者走进了翁永振教授的办公室。因为上午的门诊病人太多，他正在吃午饭。在他红润的脸上，笔者没有看到疲惫，一说到精神康复，78岁的翁永振教授更有了兴致，滔滔不绝。

青年时代的他选择了艰苦

翁永振当年选择精神科的经历，印证了一代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与人生选择。尽管当初的选择带有几分好奇和迷茫，但选择后他们无怨无悔，几十年奋斗不息，为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夯实基础，也亲身经历了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巨大变革与沧桑。

1958年，翁永振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自愿到北京安定医院从事精神科工作。当时同学间流传着“金眼科、银外科、吃不穷的妇产科”，毕业时，80%以上的同学们都忙着选择大医院的内、外、妇、儿科科室。而翁永振在临床实习时发现，所有科室中，精神科最为落后，设备差，房子破，医务人员也少。他说：“那时，其他科室的力量都已经很强了，所以我更愿意在精神科做些事情。”在倾听我国著名精神病学家伍正谊教授的一节课后，翁永振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丢了躯体健康，人生只是毁了一半；丢了精神健康，人生就全没了。’伍教授对精神病患者幻觉、妄想的生动描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那里是一片等待开垦的荒地，有我们用武的地方，我决定到精神专科医院去工作。”他这样说。

刚到医院时，面对简陋的病房、周边的铁丝网，一名医生管300多名患者的状况，翁永振没有感到意外，更没有改变当初的选择，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有3个分院，翁永振所在的回龙观分院是收住病人最多的。“记得我到北京安定医院总院报到后，便被分到当时的回龙观分院，一辆手拉警铃的救护车，颠簸着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回龙观分院距城里30多里地，当时那里就是农村，四周一片农田，交通不发达，往返城里只有两趟公交车，下车还要步行半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很充实。”

20世纪60年代至今，翁永振见证了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的突飞猛进。他清晰地记得，他刚来医院时，医院实行全封闭管理，患者兴奋躁动时，多采用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治疗。由于氯丙嗪等抗精神病药物在国外刚研制成功，尚未在国内批量生产或应用于临床。那时的精神病房比较混乱：90%以上的玻璃是碎的；怕被打碎而不敢挂上石英钟，怕被撕毁而不挂日历；开饭时要把30%～50%的患者固定在床上，不然粥桶就会“飞上天”。

但随着抗精神病药物的广泛使用，精神卫生机构的面貌随之改变，病房开始安静有序。伴随生物学治疗时代的来临，我国精神病学快速进步：精神卫生机构推行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各地区都开展了精神病防治工作，精神卫生工作者积极探索我国的非住院化与社区防治工作，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半百之年的他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上世纪80年代末，年过半百的翁永振踏上了研究精神康复的艰难之路。最早让他萌生这个想法的是一个长期住院的患者。他说：“那个患者和我年纪相仿，当我刚开始工作时，他就一直在住院，治疗后反复发作20多次，最后恶化致残。我发现，单用药物治疗不能最终治愈疾病，帮助患者脱离痛苦。所以，我选择了精神康复领域。”

如何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恶化，是精神卫生领域的热点问题。有些老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纸脆泛黄的病历比辞海还要厚。患者发病住院——治愈回家——再次发病入院，如同走入“旋转门”。在备受煎熬中，患者的社会功能逐渐衰退，最后成为废人。

“目前，北京市的精神卫生机构仅有6000多张病床，只能接受5%的患者住院治疗，十几万的患者分散在社区。”面对紧缺的精神科医疗资源，翁永振忧心忡忡。他解释说：“大部分精神病患者出院后，虽然病情稳定下来，但仍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接纳，只能放弃回归社会，甚至是逃避社会，病情往往会陷入恶性循环。因为这其中缺少一个中间地带，即在住院治疗与回归社会之间为患者提供一个过渡平台，使其保留社会能力，培养自信心、成就感，具备一定的生活、劳动技能，为日后融入社会打下基础。”

▲1991年10月，翁永振（前排左一）在洛杉矶访问美国专家

▲1983年4月，翁永振（左一）在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学术会议上发言

翁永振指出，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康复治疗。“早有研究证明，由家庭为患者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由经过培训的社区医生组织康复活动、提供医疗支持，是最理想、最省钱的康复模式。但目前，社区康复基本还是空白，在病人出院后，只有社区医生定期访视或送药，没有有计划的康复训练。而由患者需求催生而来的康复农场等专业康复机构，本质上也只是从住院治疗到社区康复的过渡场所。”他惋惜地说：“显然，社区康复环节的缺失，是造成精神病患者深陷‘旋转门’的症结所在。”

于是，探索有效的精神康复技术，使其广泛应用于社区康复之中，成为翁永振多年来执着的事。他拜访了国际著名的精神康复专家利勃曼（Robert P.Liberman）教授。为了汲取国际精神康复的经验和做法，他从加拿大的温哥华一路向东到了蒙特利尔，考察了加拿大5个城市的精神康复工作。望着精神病患者自己管理的餐厅，以及足以养活他们并带来快乐的福利工厂，翁永振由衷地羡慕和感叹。他深深地感受到，精神康复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回归家庭、自食其力、自尊自强的唯一途径。20年来，他致力于精神康复的研究，与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法国及中国香港、澳门的精神康复研究中心和康复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将国外先进的康复技术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精神康复技术。

▲翁永振（右）和利勃曼（左）在交流

1992年，北京安定医院率先从美国加州大学引进“技能训练程式”精神康复技术，17年来通过5项科研项目的资助，对其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和再住院的作用开展探讨。项目负责人翁永振经过10多年的研究和实验，编写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康复专著，并通过实践证明：该康复技术的应用使重性精神患者复发率显著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1年复发率从55%降至12%，1年再住院率从39%降至3%，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都显著提高。

翁永振解释说，为使精神病患者康复后能独立生活并回归社会，必须训练他们的3大技能：药物自我处置技能，即掌握抗精神病药物作用的有关知识，正确管理和使用自己所服用的药物，识别和处置药物的副作用，并能与医务人员商讨和药物有关的问题。症状自我控制技能，即能够识别、控制自己病情复发的先兆症状，并较好地处置持续症状，同时用所学技能拓展社交范围，提高防止疾病复发的技能。社区独立生活技能，即制定回归社会的具体计划，学会与周围人正常交往，并应付生活中的种种压力。

翁永振分析，因为患者常有认知功能明显下降，分析、综合能力都有缺损，用通常的方法教精神病患者如何防止病情复发，一般是无效的。我们引进这套特殊的技能训练程式，通过模拟演练、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患者自我处置用药的能力，培养其人际交往的能力和技术。病人独立生活技能的提高，有可能降低对专业人员的依赖，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此外，也节约了医疗资源，让有限的资源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一次国外调研的经历令翁永振记忆犹新。他在访问美国道琼斯公司时，看到有很多精神病患者为公司服务。他们与普通职员一样佩戴胸牌，忙忙碌碌，从事信息传递、报纸收发等基础性工作。当询问公司人事部门“为何敢于接受精神病患者”时，对方的答复是：“我们基于对康复技术的信任，他们在工作中也很敬业。”

“这项精神康复技术曾使欧美许多精神病患者受益。我敢预言，该项技术引入国内后，能利用现有资源为更多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翁永振信心十足。

甘为精神康复事业架桥铺路

翁永振强调，院内康复与社区康复相结合的康复模式，将有助于精神病患者走出“旋转门”困境。但无论从资金投入、人员水平，还是发展规模、覆盖范围而言，我国目前精神康复事业的发展现状都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还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可喜的是，国家已开始重视并关注精神康复工作，但还需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保证。

此外，培养一支专业化的精神康复师队伍也迫在眉睫。作为国内精神康复领域的权威专家，翁永振多次呼吁：国内精神康复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不足，再加上当前我国还没有精神康复师的职称系列，人才队伍很不稳定。他说：“我们在北京市的东城区、宣武区、平谷区、朝阳区4个区县，开展了为期8年的社区康复项目取样工作。这些具备城市、农村、城乡结合部等类型特点的地区实践，从多个角度证明了我们康复技术的科学有效，也受到患者、家属及精神卫生工作者的一致好评。我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建立一个长效筹资机制，将技术广泛推行下去。目前我工作的重心，是利用一切机会向外推介这项康复技术，推动其功效早日展显现出来！”

提及对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展望，翁永振说：“我深深感受到，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硕果累累，但相比综合性医院，精神卫生机构的实力仍然比较弱，要发展壮大，还任重道远。我期待并坚信着，通过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定会为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