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大凌河马厂兴废研究

张士尊

(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四平136000)

清代盛京大凌河马厂兴废研究

张士尊

(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史地研究中心,吉林四平136000)

大凌河马厂是内务府上驷院管理的三大马厂之一,也是盛京两大重要的牧场之一。从顺治年间设置,到宣统年间结束,存续200多年。清代的马政制度比较系统,其组织、牧放、喂养、监督、奖惩都有严格的规定。与清相始终的大凌河马厂在宣统年间因人地矛盾等原因废止。

清代;大凌河马厂;兴废

大凌河马厂是清朝重要的官牧场,但自废弃以来,除研究清末放垦者偶尔提及外,已很少有人关注,故作者整理相关的档案文献,对其设置年月、覆盖范围、管理方式、存栏变化、衰败过程进行梳理,以求大体勾勒出变迁的基本线索。①学界对大凌河马厂的研究,主要有王革生《“盛京三大牧场”考》,《北方文物》1986年4期;宋国强《大凌河牧厂及其垦丈》,《锦州师院学报》1984年4期;田志和《清代东北皇家牧厂兴衰要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1期;刁书仁、车今顺《略论清代东北八旗牧厂地的开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4期。

一、马厂的设置时间和覆盖范围

大凌河马厂设置于何时,此前没有确切的答案,常为人引用的,有康熙八年(1669)、康熙二年(1663)、顺治五年(1648)等说。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八年(1669)“(大凌河)设牝马十群。”同年,“由内务府奏遣上驷院、侍卫司官各一人,前往大凌河直年管理。骟马群各设牧长一人,牧副二人 ,牧丁十五名。”[1]卷1207,内务府《盛京通志》和《奉天通志》都采用康熙八年说。但同书记载：康熙二年(1663)题准：“锦州大凌河牧场,东至右屯卫,西至鸭子厂,南至海,北至黄山堡,仍留备用牧马,不许民间开垦。”[1]卷161,户部看来康熙八年只是把场内马匹均为10群。那么,马厂是否设置于康熙二年呢?也不是,因为同书多次提到顺治年间大凌河马厂如何如何[1]卷1206,内务府,其中有顺治五年(1648)题准：“奉天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三处地亩,令八旗均分为牧厂。自东迤西,先给两黄旗,次两白旗 ,次两红旗 ,次两蓝旗。”[1]卷161,户部很清楚 ,顺治五年在山海关外设八旗牧场,分布在今绥中地区,与大凌河马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况且牧场分属八旗,与属于上驷院的大凌河马厂性质完全不同。

那么,大凌河马厂设置于何时呢?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关外辽西走廊的土地,一半赏给吴三桂,一半“仍留土著人民为业”[2]卷31,顺治四年三月庚子。但吴三桂南下后,常驻云贵,因此,顺治五年(1648),清朝政府把关外土地分给八旗设置牧场。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去之前,清朝基本恪守着八旗分属的传统,顺治皇帝只有两黄旗,此时另设皇家牧场,既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去,皇帝把正白旗收归己有,上三旗体制形成,内务府权力膨胀,这样才有在大凌河建立皇家牧场的条件。乾隆五十五年(1790),满臣依龄阿奉旨前往大凌河马厂实地考察,“到锦州时即将历年设立东西马厂案卷逐一调齐,督率司员等详细确核”。其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查顺治八年设立马厂以来,杏山、松山至大凌河牧厂东西原制,计一百余里,南北宽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3]奏为查明大凌河牧厂四至情形据实复奏事看来大凌河马厂的设置时间既不是康熙八年和康熙二年,也不是顺治五年,而是顺治八年。

那么,大凌河马厂是否是辽西走廊八旗马厂东迁的结果,答案也是否定的。顺治十年(1653),清朝颁布“辽东移民招垦令”,人口开始涌入辽东。第二年,谈迁的朋友王紫崖前往辽东,据他记述：“距关三十里中前所,称榆关首隘,而城圯矣,阿都(阿敦,满语,牧马衙门之意)尝放马于此。中后所,城废,杂满汉数十家,又东滨海,多蒙古屯牧焉。又六十里约十三站(连山站之误),城多民舍。自榆关来,并宜牧焉,夜则声炮,惧虎之伤马也。”[4]102-103看来此时八旗马厂仍然存在,而大凌河牧场三年前就已设置。至于后来辽西走廊八旗牧场的消失,应该是当地人口增多,农业生产发展,排挤畜牧业的结果。

大凌河马厂的覆盖范围,有很多讹传,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东北三大皇家牧场的说法。所谓的三大牧场,就是大凌河、养息牧和盘蛇驿。毫无疑问,大凌河和养息牧是两大皇家牧场,但说盘蛇驿也是皇家牧场,则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事实上,大凌河马厂由两部分组成,即大凌河以西的西马厂和大凌河以东的东马厂(盘蛇驿)。据《钦定盛京通志》记载：“辽河西官马共四十群,在大凌河左右牧放,牧长四十员,牧副倍之。辽河西总管副总管等员领其事 ,凡应用官马时选送京师。”[5]卷九,牧政“在大凌河左右牧放”,左就是东马厂,右就是西马厂,阐述非常清楚。据档案记载,东马厂设置较晚,“乾隆二年,经原任副都统伯尔和图缘近年马匹孳生较多,西场不敷牧放,奏请将广宁所属逼近胡家窝铺长湖地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里,作为马厂。”[3]奏为查明大凌河牧厂四至情形据实复奏事同治二年(1863)东马厂开垦之前,人们还没有把马厂和盘蛇驿联系起来。如锦州副都同恩合在奏请开垦东厂的奏折中称：“锦州牧马之区,名为西厂,水草丰茂,足敷牧放,此外,则广宁所属之闾阳驿、小黑山等界,名为东厂,地势平坦,内有洼陷,于牧放不甚相宜,若将东厂裁撤,一律开垦,可得田一百万亩。”得到朝廷恩准：“著照改副都统所议,将东厂裁撤,归并西厂牧放。”[3]奏为遵旨派员经理开垦牧厂地亩并会派妥员于统巡差便密查东边情形事同年 ,恩合又对东西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以锦州属界大凌河西岸一带为牧放官马之区,周围计程一百余里,地多高阜,水草丰茂,足敷牧放官马,名为西厂。此外有广宁所属之闾阳驿、小黑山等界,旧设牧厂,俗名东厂,地势平坦,内有洼陷。马性畏热惧湿,该处牧马不甚相宜。骒马夏令孽驹,尤忌泥陷,故二十四群骒马向皆不牧东厂,仅有十群骟马于立夏由广界居住喂马庄头圈内出青时,便入东厂牧放,然亦不过四十余日,及节届夏至,厂甸湿热,且兼蚊虻丛生,将马亦赶归西厂牧放乘凉避虻。因以大凌河西岸为牧马正厂,使置东厂于不论。是以从前陈奏马政者,皆以大凌河牧厂为言,并不提及有广界之东厂也。”[3]奏为遵旨体察情形调剂牧厂马政开种牧厂闲荒展垦东边地亩等情形事 同 治 四 年(1865),主持牧场开垦的总管和军队驻扎于盘蛇驿,东厂才冠以盘蛇驿之名,并以盘蛇驿牧厂讹传开来[3]奏为遵旨饬查广宁属界牧厂高山子荒地并派员兴修衙署营房各情形事。由上可以断言：开垦前的东厂只是大凌河马厂的一部分,既没有独立的牧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组织,而开垦后的东厂,虽冠以盘蛇驿牧厂之名,但开垦部分转向农业生产,没有开垦部分仍属于大凌河马厂,并不是个独立的牧场。

不同时期,大凌河马厂的范围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从顺治八年(1651)到乾隆二年(1737)这80多年时间里,是大凌河马厂向外扩展时期,而从乾隆初年到光绪末年,则是大凌河马厂的不断萎缩时期。

康熙二年(1663),朝廷划定大凌河马厂界限：东至右屯卫,西至鸭子厂,南至海,北至黄山堡。康熙二十一年(1682),拓展马厂,据文献记载,这次圈定的区域内共有60余村,每村有二三十户不等,看来面积很大[6]卷106,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甲申。这片地在哪 ? 大凌河马厂原划定的区域南到海,北至山,右卫以东地势低洼,只能在鸭子场以西地区。据民国《锦西县志》记载：柳条边在县境穿过,“沈氏家档有红螺山,在康熙十九年尚属边外,二十二年始行踹补马厂之语,则最初之边似以红螺山为界,厥后一再展边 ,方定于现在地址。”[7]卷一,地理志康熙时期辽西“三展皇边”,与大凌河马厂向西扩拓展有着直接关系。乾隆二年(1737),东马厂设置以后,大凌河马厂的四至,北到山,南至海,西到红螺山前,东至黑山以东,几乎囊括现在盘山和大洼两县全部,锦西、锦县、北镇、黑山、台安等县部分地区。

乾隆年间,奉天人口迅速增加,对土地资源的迫切要求,给马厂的生存带来巨大压力,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凌河马厂面积逐步减少。乾隆十三年(1748),锦州副都统保德奏准在牧厂西界“酌拨地十里,分给锦义两属官兵开垦 ,作为随差地亩 ,以资养赡。”[3]奏为查明大凌河牧厂四至情形据实复奏事从嘉庆十七年(1812)开始,经大学士松筠、盛京将军和宁、富俊等奏请,拨出西马厂东界至海12万亩河淤地交给锦州旗丁垦种[3]奏为大凌河试垦归官查明余荒地亩请准循例招佃事 。从馆藏绘制于咸丰七年(1857)的《锦州大凌河牧马厂图》上看,此时西马厂,西到杏山北凤凰山,东至大凌河西岸。东西只有53里,南北10-40里不等,已经比康熙二年时的大凌河马厂小了很多,而且其间有分布20余座村庄。同治二年(1863),东厂放垦,大凌河马厂剩下的只有河西部分,而且仅有的这部分也随时面临着私垦的威胁。

二、马厂的组织、牧养、监督和奖惩

清朝的马政制度比较系统,其组织、牧放、喂养、监督、奖惩都有严格的规定,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有些规定也在进行着相应的调整。

组织 大凌河为皇家马厂,直接归内务府管理,其主要官员由上驷院任命。上驷院,清初称御马监,顺治十八年(1661)更名为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1677)始用上驷院之名。康熙三十七年(1698),大凌河马厂设掌关防总管、副总管各一人。雍正二年(1724)裁副总管,增设署副总管。雍正五年(1727)把署副总管改为翼领[1]卷1207,内务府。乾隆十五年(1750),朝廷命大凌河马厂“亦照养息牧之例 ,归盛京将军管辖”[8]卷365,乾隆十五年五月庚申。康熙三十年(1691),大凌河马厂“骟马每群设牧长一人,牧副二人,牧丁二十五名。”[1]卷1207,内务府乾隆初年,随着牧群数量的相对稳定,管理人员也固定下来。大凌河马厂有马34群,设掌关防总管1员,六品翼领2员,每群额设七品牧长各1员,八品衔副牧长各1员,牧副各1名,牧丁560名[5]卷39,盛京内务府。总管员缺 ,乾隆十五年前 ,于内务府上驷院和侍卫司官内拣选,“由上驷院引见补授。”盛京将军主管马厂以后,总管由锦州副都统兼任。由于牧放马匹对经验和技术有一定的要求,故翼领以下都在马厂管理人员内部产生。牧长,于副牧长内拣选,副牧长于牧副内拣选,牧副于署牧副内拣选,署牧副于牧丁内拣选,由总管送上驷院引见补授。牧丁缺额,由总管于义州、锦州、广宁等处马甲及闲散内拔补”[1]卷1207,内务府。马厂管理人员“均照各省驻防例给予房屋地亩”。翼领月俸10两,牧长月饷2两,牧副1两5钱,牧丁1两。每年春秋二季,由盛京户部发给。随群出牧的牧长,每日给路费银5分,牧副、牧丁减半[1]卷1208,内务府。

牧养 大凌河马厂的牧养方式与其他牧场有很大的区别,其他牧场的畜群常年牧放,而大凌河马厂则采取半年牧放,半年圈养的方式,即夏秋季节马群入场,冬春季节马群归圈。马厂附近分布着众多官庄,入圈就是由官庄负责喂养。夏秋牧放,取自自然,比较简单,冬春归圈,成本倍增,管理难度较大,故马政的整顿改革多就入圈问题展开。

首先是入圈后的饲料供给标准。顺治年间规定：骟马每群岁给黑豆300石,谷草30 000束,羊草75 000束;骒马每群岁给豆150仓石,谷草18 000束,羊草60 000束。“由上驷院分令盛京各处官庄拨给。”雍正元年(1723)增加供给 ,骟马每群岁增豆489 仓石 ,羊草减1 000束[1]卷1206,内务府。乾隆初年后,再次提高标准,骟马每群给豆914石4斗,谷草30 000束,羊草74 000束;骒马每群给豆452石6斗,谷草 18 000 束 ,羊草 60 000 束[1]卷1196,内务府。

嘉庆十五年(1810)前,马群于每年十月初一入圈喂养,次年四月初一进场牧放。马厂共有骟马10群,每群400匹,骒马24群,每群200匹,总计额数8 800匹。附近共有养马庄头267名,根据等第分别决定喂养天数。具体来说,每群骟马400匹,头等庄头喂21-22天;二等庄头喂17-18天;三等庄头喂13天;四等庄头喂9天。每群骒马200匹,天数视等第加倍。各庄头喂养马群的天数以及先后次序,要由锦州的管庄衙门派定。由于责任没有落到实处,导致各庄头“潦草赛责,冀喂满所定日期,即可推卸。往往至次年出圈厂牧之时,遇寒倒毙甚多。”因此,盛京将军富俊于嘉庆十二年(1807)提出“各马入圈后,应令各该庄头分数喂至出圈日期,以便责成膘分,克收实济”[9]呈为筹补大凌河牧群骟马改立马群章程清单。但没有得到批准。嘉庆十四年(1809),富俊再次上疏,要求改革。具体说就是一等庄头66名,每名喂马44-45匹;二等庄头44名,每名喂马38-39匹;三等庄头44名,每名喂马32-33匹;四等庄头113名,每名喂马25-26匹。马群自十月十五入圈,点明膘分,登记号簿,按月点验。“膘分有起色者将该庄头记功,膘分不足平常者将该庄头记过,随时责惩。至出圈日,按匹验明,将记功者归于均群时,在牧长牧丁应得赏项内酌量分给。其虽未长膘,核与入圈时相等者免议。推故不喂,及喂养平常倒毙多者,将该庄头斥革示儆。其牧长牧丁等,祇须令其在所管之群,轮流查察。”[9]奏为筹酌大凌河收养章程事朝 廷 批 准 了 这 个 喂 养 章程[10]卷224,嘉庆十五年正月壬戌。富俊调离盛京后 ,嘉庆十六年(1811),大凌河马厂翼领图善等人呈请恢复旧制：“设马群以来,均属合总轮流赶喂,于马群全局无碍,历年久远,今改常川喂养,以致骟马儿马失于调习训练,不能熟悉。”“十月十五日入圈节届天寒,平地荒草已无,且四月十五日出圈,苇芽已长,不得牧放,有碍膘分。”[9]呈请仍归旧制牧养马匹事图善等人的请求 ,得到盛京将军观明的支持[9]奏为查明大凌河牧群并翼领等呈诉各款核其情节妥为酌拟事 。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军机大臣议复：马群入圈,“按庄头等第,分马匹多寡,责令常川喂养,较为核实,请无庸议改。”出圈入圈日期,“天气寒暖,以节候为凭。”同意其奏折中立夏日出圈 ,立冬日入圈的请求[10]卷247,嘉庆十六年八月癸酉。嘉庆十八年(1813),新任盛京将军和宁和锦州副都统庆惠再次奏请恢复旧制：富俊常川喂养的弊端有四：一是34群马,分散于200余家,喂养半年,不肖庄头“心生怠玩”;二是因为庄头责任在身,不准官丁骑压,导致马匹“不堪训练”;三是马匹分散各处,违背其喜群天性,于“孳生甚属无益”;四是半年在庄,半年在厂,庄头和牧丁各司其责,三年均群,无法考定“官丁功过”。因此请求自嘉庆十九年(1814)为始,“仍复轮流赶喂旧制,按照庄头等第由近及远,以次挨拨”[9]呈筹议大凌河牧群喂养酌归旧制事宜清单,得到朝廷的批准。第二年,庆惠奏报：清查马数,“较之前数年统计,倒毙为少,孳生为 多,是 旧 制 行 之 一 年,已 著 成效。”[9]奏为查看大凌河马群喂养情形并庄头李廷林金恒集贻误马差予以斥革事经过这次反复之后,档案文献中已很少见到有关改变喂养方式的记载。李在南,清末绥中前屯的庄头,曾撰文回忆当年喂养马匹的情况：“养马庄头必在住房附近修马圈,在立冬前一日,必将马趟子编好,写明某马群归某庄头喂养,有喂头圈、二圈、三圈等名目。先从宁、锦两处喂起,然后转到广、义两州。立夏入场,立冬出场入圈,时间上毫无差错。有喂四十八天的,有喂三十八天的,有喂二十八天的。我家喂头圈 ,只有二十八天。”[11]第5辑,162-164页由此看 ,直到清末,大凌河马厂的喂养方式没有大的改变。

由于人工圈养,大凌河牧养马匹的成本很高。据嘉庆九年(1804)盛京将军富俊奏称：大凌河马匹34群,每年入圈8 800匹,所用豆石照盛京户部官价合银26 100余两,谷草、羊草共合银4 500余两;翼领、牧长、牧丁共657名,一年俸饷银17 200余两,合计一年共需银47 900余两[9]奏报大凌河牧厂现存马匹数量事。除此之外 ,圈养过程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克扣草豆,参与者有庄头,也有牧厂的官丁。按照惯例,马群入圈喂养,除羊草、谷草由庄头自备外,其黑豆向由锦州民仓支领,同时从运通豆中拨出6 700石,每石折银6钱,共银4 070余两,分给各庄头抵豆喂马。但马群入圈后,庄头和官丁往往尽量减少日期,有“包干”和“打过站”等等作弊的名目。最为严重的是,立冬后并不马上入圈,让马群羁留场上一个月,立夏前一个月,就放马出圈,又节省一个月,二个月应喂草豆马干银两,概由庄头折钱分肥[9]奏请整饬锦州大凌河牧厂马政积弊事。

监督和奖惩 有清一代,重视马政,监督和奖惩制度较为完备。首先是齐群和奏报制度。乾隆五十三年(1788)规定：每隔三年,上驷院奏请派大臣一人,前往各牧厂齐群[1]卷1208,内务府。均群时盛京将军和锦州副都统都要到场,当面点清造册奏报。另外,每年5月20日前查群一次,由锦州副都统向朝廷呈报“马匹数目清单”,把一年内旧管、孳生、倒毙、变价、调出、赔补等数字造册具报,以决定赏罚。每年12月再对官庄圈内马匹膘分进行检查,然后由锦州副都统向朝廷呈报“年终查验大凌河牧群官马数目膘分实在情形”。当然,这种监督和检查很多都流于形式,其奏报的数字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如同治初年,就曾有官员揭发：“等到查群之年,伊等将官马驱赴平山子地方,听候依次点验乃数,起甫经查过,驱往东路,复由西路转回归入大群,以补亏额,如此循环不已,虽要马十万,亦查不漏,此名谓之‘转影壁’。是以查群之时 ,从未见某群有不足额者。”[9]奏请整饬锦州大凌河牧厂马政积弊事均群时如此,检查膘分时情况类似。据李在南记述：马群入圈后,“过了几天,奉天将军衙门查群的来了,分乘两辆轿车和两匹乘马,连管庄衙门派的协助人员,总共不过五六人。到来时备办酒席款待,饭毕,到圈一观退出。次日饭毕,我家送他们小费三十吊,即去,这叫‘东查’。再过几天,副都统衙门查群的来了,照例一宿两餐,送小费三十吊,即去,这叫‘西查’。也有不去查圈的,只派人走一趟敷衍了事。查群的由此处到彼处,明年立夏回衙交差,每个人都发一笔小财。”[11]第5辑,165均群、查群的目的在于确知马匹存栏,获得孳生和倒毙的实数,从而决定对牧厂官丁的赏罚。首先,马匹孳生：骒马群,每三年骒马5匹,孳生马驹2匹,如额外孳生160匹以上者为一等,80匹以上者为二等,1匹以上者为三等,得到不同的物质奖励;孳生缺额100匹以上者为一等罪,51匹以上者为二等罪,1匹以上者为三等罪,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其掌关防总管翼领等,除骟马群不议赏罚外,骒马马驹汇计总数,以额外多孳生500匹者为1分,照分加级;孳生缺额未至200匹者免议,缺200匹者为1分,照分处罚。

其次,马匹倒毙。康熙年间规定：骟马群每百匹内,倒毙9-12匹不赏不罚,少于这个数字,得到不同的奖赏;超出这个数字,受到不同的惩罚。“凡倒毙马骡驼皮,由总管交锦州城守尉 ,咨上驷院 ,转送武备院。”[1]卷1208,内务府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因风雪灾害,大凌河马厂倒毙马4 725匹。虽然调查情况属实,但仍然给马厂各级官员不同程度的处分[8]卷1233,乾隆五十年六月乙未。嘉庆十年 (1805)三月 ,宁远锦州等地,“风雪紧急,马体结冰,冷气内侵,噤不食草”,以致倒毙 1 345 匹[10]卷143,嘉庆十年五月乙未。朝廷立即命令彻查,结果皮张与所报倒毙数目相符,亦均有烙印。因此朝廷决定“姑免深究”,但由于倒毙马匹较多,故从副都统富疆阿到牧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9]奏请将大凌河副牧长牧丁等钱粮赏给一半扣留一半赔补马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大凌河马匹生癞1 640余匹,倒毙1 320余匹。虽然是传染病造成的,但朝廷仍然给予严厉处分：副都统牧长等多人遭到革职和枷号,庄头多人全行斥革,同时所有有关人员都必须出资赔偿马价[10]卷272,嘉庆十八年八月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896),查出骟马10群2 493匹,一年内共倒毙1 010匹。除按例正常倒毙不计外,共亏马613匹,朝廷决定将牧长阿洪阿等20人摘去顶戴,署副都统文楷罚俸一年[3]奏为大凌河牧务验收骟马十群赔补官马未能如数交齐请展期事 。

三、马匹存栏数字的变化

衡量马厂的兴衰,一个根本性的指标是马匹存栏数字,而存栏数字的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马匹的调出、调入、管理等。研究大凌河马厂的存栏数,首先要弄清楚不同时期马群数和每群马匹数。

表1 大凌河马厂马群数变化表 单位：匹

关于大凌河马厂的额定马数,以及每群马匹的具体数字,不同时期规定不同。如乾隆十三年(1748)大凌河马厂有骒马36群,大小19 700匹,拨出10 000匹,留8 000匹,分20群,每群额定400匹。乾隆十九年(1754)养息牧马群移入大凌河,另设骒马 4群,每群额定 500匹[8]卷479,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庚申。大凌河马厂最初仅设 10 群 ,乾隆六年(1741)达到46群。因春冬圈养,不但需用钱粮浩繁,而且庄头难以承受,故乾隆十三年奏请裁去16群。乾隆十九年,养息牧骒马4群并入大凌河,直到清末保持34群,每群额数400匹,总计骟马4 000匹,骒马9 600匹。

表2 大凌河马厂马匹存栏数字变化表 单位：匹

以上35年的马匹存栏数字,有很大的变化。就马匹的总数来说,嘉庆九年(1804)之前,一般维持在17 000到19 000匹之间;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十九年(1839),维持在13 000到15 000匹之间;咸丰十一年(1861)到宣统年间,维持在8 000到10 000匹之间。从上表看,影响马匹数字变化的因素,除了孳生、倒毙外,主要与拨入、拨出和变价数有关。

拨入 包括购买和寄存。如嘉庆十八年(1813),大凌河牧群马匹因感染瘟疫倒毙较多,为保证马匹额数,经盛京将军和瑛、副都统庆忠会议具奏,用节省的马干银两赴蒙古买补。每匹用银10两,共用银15 000两,购买骟马1 515匹 ,但仍缺额 1 500 匹[9]奏为大凌河买到新马入群事。嘉庆二十年(1815),锦州副都统庆惠用银13 047两,购买骟马1 318匹,等到此年五月查群时,原管加上购买,尚欠300余匹,只好由骟割儿驹解决[9]奏为大凌河牧厂采买骟马归群牧放补足原额事。按照惯例,群内缺额一匹,应该节省马干银10两5钱。马厂官员每年就是用这笔钱赴口外买马,以补缺额。但各级官员往往以不堪骑乘的残老之马冒充,中饱私囊,从而导致马政的败坏[9]奏请整饬锦州大凌河牧场马政积弊事 。

拨出 包括上驷院补圈马、跑鲜马、调用马等项。补圈马提供给北京上驷院,用来补充御用,其数每年在300匹左右。跑鲜马提供给盛京内务府运送鲜品,其数每年在29匹左右。调用马没有规律,一般与重大军事活动有关,如从东北调兵入关,顺路使用大凌河马厂的马匹。如乾隆十三年(1748)征讨金川,吉林黑龙江旗兵入关;嘉庆十八年(1813),清剿白莲教,吉林黑龙江官兵过境,都有从大凌河马厂调马的记录。道光四年(1824),均查大凌河马群,多余马4 400余匹,朝廷不准变价,分赏东三省官兵使用[1]卷1208,内务府 。

变价 指每年少量淘汰的疲马和癞马。乾隆六年(1741)规定：牧群内,如有额外多孳生,马群总管可以把“齿老残疾不堪牧养者”,交山海关税务监督变价,银交广储司库。后又规定：大凌河牧群,每年拨出的变价马,就近交奉天府牛马税务监督。如拨出数过多,分交山海关,令两处税务监督变价[1]卷1207,内务府。道光初年,大凌河额设骗骒马群13 600匹,三年均查时,孳生数目较多,除留原额马匹外,将多余马交盛京各属州县分别变价。

几乎与清朝相始终的大凌河马厂在宣统年间废止,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为主要的还是人地矛盾。顺康时期,人与马争地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突出,但随着奉天地区人口的增加,马厂成了人们觊觎的肥肉,有组织的放垦和无组织的蚕食,使马厂处于危机之中。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沙皇俄国借口占领东北,同年十月,俄军进入锦州,多次强行索要大凌河马匹。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俄军索要马厂的全部马匹。锦州副都统承顺以“马匹皆在庄头处所喂养,相距数百里,一时实赶不到”相推托。同年七月中俄双方开始谈判,形势有些缓和,盛京将军增祺指示承顺,一方面当俄军司令到达锦州的时候,“并令牧群各官员,一齐往恳。”一方面,当其调马时,“务须设法陈说,切不可将马群聚集一隅,致有全行驱去之虞。”[12]671由于和局已成,大凌河马厂躲过了这场浩劫。同年,盛京将军增祺奏请招垦,他所提出的理由如下：一是大凌河马厂额马8 400匹,但“据锦州副都统承顺咨报,自上年闰八月以来,迭经俄人挑取,并随时损伤”,只剩大小马5 000余匹,马政有名无实;二是马厂介于铁路和大海之间,四面与垦地毗连,私垦难于防范;三是现有马匹变价,可得银数万两;每年可节省草豆银20 000余两;开垦后每年可征租银万余两;官员牧丁直接转为旗兵,仍隶属锦州副都统,不致失其生计[13]卷120,牧畜;2746。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马匹变价,厂地丈放,牧丁转业,大凌河马场不复存在。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2]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批奏折[M].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4]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王河.钦定盛京通志(乾隆元年)[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6]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张鉴唐.锦西县志(1929年)[M].沈阳：作新印刷局,1929.

[8]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军机处录副[M].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10]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辽宁省政协.辽宁文史资料[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内部本),1980.

[12]辽宁省档案馆.忠义军抗俄斗争史料[M].沈阳：辽沈书社,1984.

[13]王树楠.奉天通志[M].沈阳：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Qing Shengjing Rise and Fall of Daling Pasture

ZHANG Shi-zun
(History and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east,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00,China)

Dalinghe Pasture was one of the three big pastures in the charge of Ho rse Bureau in M 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also one of the two impo rtant pastures in Shengjing.It had existed for more than 200 years,beginning in Shunzhi Era and ending in Xuantong Era.The ho rse farm system in Qing Dynasty was very systematic,and its organization,herding,feeding,inspection and award and punishment were all strictly stipulated.

Qing Dynasty;Daling Horse Farm;Rise and Fall

K249

A

]1001-6201(2011)04-0095-06

2011-02-20

张士尊(1956-),男,辽宁台安人,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史地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