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

文/俞可平

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

文/俞可平

俞可平政治学、哲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教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要不要民主？如果民主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我希望澄清的是，民主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必然的。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基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对国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彻底破坏。“文革”结束后，发展民主便成为全社会的最大政治共识。民主具有普遍价值，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对全人类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的新发展，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有些东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能在主流媒体上，用一种干部和群众能看、能理解的语言发表，这是在“开启官智”，也是在“开启民智”，让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个民主的声音可以接受。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这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

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不会是激进的，而是按照一种时间上渐进、空间上（规模上）可控的路径达成的。增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战略，是中国实现政治软着陆的最佳途径。渐进变革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民主需要足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资本；所有这些领域的积极进步都将不仅从量上增加民主的可行性，也将适时发生“突破性”的变革。这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同时，当大部分人从社会经济改革受益时，增量政治发展便将获得动力。

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要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可通过三条途径：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关键是要使民主的程序和机制运转起来，以便使那些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的实现。

中国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则以“疏”为主。这是一个“动态稳定”的概念，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政治紧张的新思路。虽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可能有充分理由关切社会稳定，但在新的人口与政治环境下他们对稳定的过分关注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后果。目前出现的如公共听证会、舆论调查、群体抗议等一些新的机制都是很好的例子，动态稳定旨在通过协商而非压制维持秩序。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