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叛逆者”
——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运领袖

■ 文/黄苇町

历史的“叛逆者”
——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运领袖

■ 文/黄苇町

黄苇町 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求是》杂志研究员，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著名党建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在老同志中，很少有人没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种“红旗卷起农奴戢，黑手高悬霸主鞭”、地主老财威风扫地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中国共产党最早致力于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地、富家庭。

1921年9月，我们党刚成立两个月，在浙江萧山出现了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者就是中共建党时53名党员之一的沈玄庐。他的祖辈、父辈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家财万贯，在衙前一带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但沈玄庐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说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是疯子，农民也以为他是疯子。但他仍然百折不挠地工作，终于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现有史料看，他是第一个致力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

彭湃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任所长。他出生在广东海丰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向党组织自述家庭情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但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起来革命，甚至带人来分自己家的土地，把全家气个半死，却被农民尊称为“彭菩萨”、“农民王”。牺牲时只有32岁。

韦拔群则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发起人。据家乡村民回忆，韦家很富裕，牛栏里的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而被踩踏致死后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东兰一带大片良田都是他家里的，各屯都有他家粮仓。但韦拔群从广东农讲所返回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当地的农讲所，亲自担任教员讲授革命理论，并带领学员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为周边10多个县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他还毅然变卖家产作为办学经费，及为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购买武器的费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也使他成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

夏明翰出身于湖南衡山的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少年时代他就同情家里的轿夫、女佣这些受压迫的所谓“下人”，后来他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牺牲时年仅28岁。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

相比较而言，接替彭湃出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任所长的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在五个人里, 他的“成分”算最好的。这五位当时都是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背叛革命，加入反共的“西山会议派”，1928年又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四人都成为党的著名领导人或坚定的革命家。

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开始都很难听懂，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了。与这些共产党人宣讲的革命道理相比，真正吸引住他们的是这些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为此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能够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 广东的海陆丰和广西的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在历史的车轮转过近90年后，回顾这些建党初期的往事，仍然会引发我们的很多思索。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跟我们党走？首先来自共产党人人格的魅力，来自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形成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根基，也比任何说教都有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这一条也不会改变。

（编辑/李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