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翠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财政支出规模反映了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程度,但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财政支出的规模上,也体现在财政支出的结构上。那么,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对此,Armey(1995)提出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类似Laffer曲线形状的关系。但是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具有不同大小的外部性,为此财政在安排支出项目时若能够实现支出结构的优化,则能够以最低的税收扭曲成本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那么,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否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关系呢?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位运行的情形下,实证估算我国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的最佳比重,无疑可为合理保持政府调控资源的力度、科学合理地确定财政支出规模以及判断今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现有关于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am(1986)、Kormendi(1986)和Grossman(1990)等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但是Landau(1983)、Tullock(1987)以及Karras(1993)等研究却得出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的结论。对此,Sheehey(1993)指出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Armey(1995)用类似Laffer曲线来展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Friedman(1997)的研究结论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积极的,但是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门限效应,门限值可能存在于15%至50%的国民收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