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活动中内隐性记忆分析

在文艺活动里，内隐性记忆现象并不鲜见。从文艺作品的创作、文艺作品本身、文艺接受都可以分析出这种内隐性记忆现象。内隐性记忆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界定为不需要在意识或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的经验自动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内隐性记忆现象总是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情感倾向里，并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作用。比如我们无意中做出的让我们无法解释的行为或偶尔在认知选择某些东西时所体现出来的偏好。这些内隐性记忆通常不是刻意保存在脑海中的，也常常不被意识到。所以在它作用下的产生的行为，要么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要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在文艺活动中也时常会有这种内隐性记忆发生作用的现象。

一、从作家创作看内隐性记忆

首先从作家创作来看，曹禺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个案。曹禺的剧本如此明显地体现出传统家庭的内隐性记忆对他创作的影响。这在《雷雨》中周朴园和周萍、周冲之间的父子关系设置上即可看出，即表现出父亲对长子严厉，对幼子宽爱的趋向。剧中，周朴园对周萍说话的态度一直都很严厉，不是训斥就是教导，很少有温情相对的时候；对周冲则和悦得多，更多的表现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感情。比如第一幕周朴园刚回到家，他一见面就训斥周萍最近在外喝酒、晚归等胡闹行为。第四幕雷雨的夜晚，周萍决定去矿上，周朴园对周萍的离家没有任何感觉，只说早点走也好。既不为周萍雷雨夜离家的安全担心，也不研究其仓促离家的蹊跷，表现出一种为父者不应该有的麻木。而面对周冲时，一向严厉的他竟然“面露喜色”、“慈爱的”“可亲的”对周冲说话。他“体己地”问起周冲“打球没有？”“快活么？”“恳求的”问周冲“新房子好不好” ②，表现出一种温情。在仆人眼中周朴园对兄弟俩也是不同的。剧中有一次繁漪问四凤，周朴园有没有跟少爷们说话。四凤说：“老爷还是那样，除了会客，念念经，打打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见了大少爷在只点一点头，没说话，倒是问了二少爷学堂的事。”③这种种描写虽不能断言周朴园对周萍兄弟有所偏爱，但这种人物关系设置却折射出民族传统伦理文化下的一种内隐性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内隐性文化心理结构是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中国民间有句流传甚广的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中国社会宗法观念非常强，长子作为家族的继大成者，须严格教育，为未来的家族事业服务，而幼子通常承欢于父母膝下。所以一般对长子，家长不会表现更多的温情，而是严格按礼制要求对待他，而幼子则无需受太多礼数约束，可以较自由地和父母交流感情。所以长子通常比较恭顺，幼子则要恃宠放纵一些。南宋辛弃疾曾有一首词《清平乐•村居》“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描写也非常恰切地体现了这种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在中国社会伦理文化里非常典型，也非常普遍，反映在曹禺的笔下也很自然。而且，曹禺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旧式家庭长大的。曹禺的父亲是个不得志的文人，曹禺有一兄，非同母。曹禺的父亲对曹禺很好，但对哥哥很凶，经常在饭桌上就和哥哥吵起来。虽然，曹禺得到父亲的关爱，但脑中遗留更多的是哥哥挨骂，他在旁边战战兢兢吃饭的记忆。这和雷雨里的父子关系非常像。虽然父子关系有很多种设置，但《雷雨》中设置成这样，很难说和作者自己的生活记忆没有关系。只是无论在研究，还是在作者的自传以及作者谈《雷雨》的文章里都很少提到这种父子关系。这也许更能说明作者设置这种父子关系的无意识性，更能说明它是影响作者的内隐性记忆。因此，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保持对一定文化的敏感性，抓住这些带有文化特征的内隐性记忆，往往可以发现更深的创作背景。

二、从文艺作品中看内隐性记忆

在很多文学作品里也有内隐性记忆现象的表现。这种内隐性记忆往往表现得像宿命一样，当你遗忘它时，它却如幽灵显现。比如在文学作品里，有些被解释为习惯的细节就指涉着内隐性记忆。在《百年孤独》中就有一个细节，菲兰达找不到自己的戒指，而瞎眼的乌苏娜却帮她找到了。作者在文中对这个细节做了一个小小的解释“很快她（乌苏娜）发现，而家里的每个人都没察觉到，他们每天走的都是同样的路，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时刻几乎说着同样的话，只有偏离常规的时候，他们才会失掉什么东西，所以听到菲兰达哭哭叫叫，乌苏娜就想起，菲兰达这一天做的唯一不同的事，是把孩子床上的褥垫拿出去晒，因为昨夜在孩子床上发现了臭虫，因为收拾房间时孩子们在场，乌苏娜就以为菲兰达把戒指放在孩子们唯一够不着的地方——隔板上，恰恰相反，菲兰达在平常来来去去的地放找不到戒指，不知道正是日常的习惯使她难以找到失去的东西。”④这一段正好解释了内隐性记忆现象的一种——由内隐性记忆引起的“记忆遗漏”。很多人正如文中所言在重复日常行为过程中，日常行为已内化成为习惯，能够自动地独立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并且快速反应到行为当中。当一切按照日常进行时，人们很难发现自己有这种习惯。一旦日常生活发生改变，偏离常轨，人们往往会在行为发生错漏时，发现这种习惯的存在和它的主导性力量。所以在菲兰达找不到戒指时，具有丰富阅历的乌苏娜能够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替她找出戒指。

马尔克斯设置的这个细节不仅表现了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现象，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对人生存常态的一个揭示，即人在惯性状态下走向自我封闭。文艺作品对内隐性记忆现象的描述，可以折射出更深的人生存背后的状态，这使得作品更具表现力，更具深度。

三、从文艺接受中看内隐性记忆

由内隐性记忆形成的另外一种现象叫做“内隐的刻板现象”,这种刻板印象是指“内省不能确知的过去经历（内因记忆）影响着个体对一定社会范畴的成员的特征行为”⑤。在文艺接受过程中，内隐性记忆很容易使文学接受者产生这种内隐性刻板印象。戴维•克洛南伯格的电影《蝴蝶君》（M.Butterfly)，是关于一个法国人看歌剧爱上了剧中女主角的故事。男主角伽里玛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一次使馆招待会上，他偶然看了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蝴蝶夫人》的描写了一个日本姑娘巧巧桑（蝴蝶姑娘）爱上了美国海军上尉平克尔顿，为了嫁给他，巧巧桑背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加入基督教。后平克尔顿回国，一去无音讯，巧巧桑带着儿子苦苦等候。等来的是他携新夫人重登长崎，失望的蝴蝶夫人悲愤交加，交出儿子，刎颈自杀。伽里玛深深地为剧中蝴蝶夫人感动，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扮演蝴蝶夫人的京剧演员宋丽玲。为了宋丽玲，他不惜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帮她偷传法国情报到中国。在被法国发现后，他和宋丽玲都被拘捕了。在监狱的会面中，宋丽玲告诉伽里玛，自己其实是一个男人。伽里玛回想起自己和宋丽玲相处的过程，痛苦地说道：“如此了解你的我为何会犯这样的错误？……你把真实的自己展示给我，而我所爱的是一种假象，可爱的假象。”惊悟中的伽里玛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爱的是假象，是一种在西方人心目中已经内隐下来，对东方以及东方女性的刻板性印象，它们来自美丽、神秘的东方故事，来自文艺作品的渲染和描写。蝴蝶夫人的故事只不过是对这些印象的又一次印证。宋丽玲就是被包裹了这些印象的美丽蝴蝶。这种印象下所发生的爱不过是一场错情。所以当宋丽玲向伽里玛展示自己的真实身份时，伽里玛才发觉自己才是那个在现实当中当了一回“蝴蝶夫人”的人。这部电影所描述的这场发生在西方人的东方印象下的故事，非常切合其主题。正是不知庄生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生。

以上谈的其实是以文艺接受为背景的一个故事。文艺接受往往会受到文艺心理习惯的影响。不同的文艺心理习惯背后有不同的文化差异。这容易造成对异文化作品理解上的偏失，当然不至于都像伽里玛一样，但也会造成文艺作品价值得不到充分的肯定。所以，对以内隐性记忆为主导的文艺心理习惯的认识非常重要，这需要不同文化的融通。在真正的文化融通中，消除对彼此文化的刻板性印象，从而真正地去认识不同文化下的作品。

四、结语

内隐记忆现象既透射着作家的创作心理，也是文艺作品表现的内容，同时也影响着文艺作品的接受。对它的认识为观察文艺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作品，认识作品，从而发现许多以前被忽略的东西，使作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肯定。

注释

①杨治良等主编:《记忆心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②曹禺：《雷雨》（第四幕），见《曹禺剧作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③曹禺：《雷雨》（第一幕），见《曹禺剧作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④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高长荣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⑤杨治良等主编：《记忆心理学》（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