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叙述与自我“作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典之路”再析

何 刚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经典”之作，这是勿容置疑的。郭沫若独辟“草径”，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体系，为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科学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他在史料运用上破除仅仅依据历史文献的局限，将其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等领域，朝着“古史新证”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这都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主流看法，长期以来已被学界反复论说，可谓理据兼备。

不过，倘细究起来，一部“经典”之得以确立，往往还有其值得认真辨析的多重“机缘”。作品本身的品质和潜能，以及它与时代及其思潮的际会，固然是主要因素。然而，如果叙述的焦点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原有的“经典化”分析似乎就显得“线性”和单调了些。其实，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化”过程中，作品之外的许多主观因素似乎也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包括当时学界主流对作品进行的若干中立的判断与积极评介、现代史学史叙述的建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意外宣传，以及作为诗人的作者郭沫若的“自鸣”，等等。这些因素协力推动，共同参与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化”过程。

一、来自主流学界的独立判断与积极评介

学者著述的学术价值能否得到当时学界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以后有无“经典”化的可能。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正式出版于1930年，此时的民国史学主流正值由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派”学者所占据。此外，以南方的中央大学（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代表的“南高学派”、围绕着吴宓而成的“学衡派”等，在当时的史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众多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均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中不乏一些史学名家。这些学者均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他们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应该没有太多学术之外的因素的考量，可将其视为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的独立判断。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确实有不可忽视之贡献，同时在客观上成为了该书此后“经典化”的最初推力。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历史悠久、声誉甚盛的一家报纸。在民国时期，《大公报》的专门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其中，吴宓在1928年1月至1934年1月期间主持的《文学副刊》可视为其代表。该刊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嵇文甫和张荫麟的两篇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书评。这在《文学副刊》乃至民国书评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书评者在学界的显著身份、批评的同时所给予的高度肯定、现代报纸发行和传播的广泛影响三者的“合力”，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日后在学界的“流行”当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之功。

张荫麟年少成名，清华求学期间就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可惜年仅37岁便英年早逝，然因其“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深得学界赞誉。钱穆曾许之完成“中国新史学之大业”。[1]时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张荫麟在评论中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二册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1930年国内史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他认为郭沫若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他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这比较准确地指出了郭沫若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古史，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所作出的贡献。在张看来，这条“路径”在了解古代社会生产情形和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制度的变迁”排列“生产的次序”等方面具有多个优点，因此，“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2]嵇文甫在书评中整体肯定此书“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敬仰。”[3]

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那时古代东洋的秘密，真的只有靠东洋人才能发见的了。”[4]（P100-101）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则认为郭沫若是“第一个想起在《易经》中寻找那时代的生活与社会组织的材料”，“书中最有意义的是据卜辞以研究殷代社会的一长篇”。他肯定该书是一本“有价值的书”，认为它体现出了作者“强毅的精神，鲜明的思想和广博的学力”，“对于人们认识殷代的知识及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已有很大的贡献”。[5]对于马伯乐的评价，郭沫若专门写了《答马伯乐教授》一文，以感谢其称许，并有所讨论。

此外，“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古史辨派领军人物顾颉刚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有不含政治偏见的高度肯定。董作宾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6]（P614）顾颉刚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7]（P100）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民国史学主流提出了许多批评，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开辟史学研究新路径、提出精辟独创的古史主张、考释甲骨金文等新发现史料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均得到了他们高度肯定。后来，在1946至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过程中，郭沫若因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突出成就，得到了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提名推选，并最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也成为唯物史学阵营中唯一入选的学者。这可以算是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民国学术中“经典”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二、史学学术史叙述的建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显然是指其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的。而学术史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自然也永远是被叙述出来的，不会自我呈现。如果将前述的非唯物史学阵营史家对该书的高度评价，视为属于以史料考证派为中心的史学史叙述框架的话，那么，以唯物史观派史学为中心的史学史叙述，则是唯物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典”地位最直接、最重要的建构话语。而在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叙述中，意识形态考量显然被放在了显著地位，甚至被放在了首要地位。[8]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叙述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唯物史学阵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叙述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话语与此密切相关。

一是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以及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对所谓“托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等的批驳，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二是1941年11月16日中共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以及周恩来发表的《我要说的话》。由于在先前的反“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鲁迅已经去世，中共此时将郭沫若作为了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旗手”建构对象。周恩来说:“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至于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周恩来进而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40年代初中共对郭沫若的“文化旗手”革命地位的建构和来自最高领导层对其历史研究的直接评价，深刻地影响着以后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史学史叙述。

就在庆祝活动当日，《新华日报》即登载了潘梓年的文章《诗才·史学·书征气度》，称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方法是客观的、周密的、谨严的”。[9]紧接着在第二年，尹达的《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又相继在《解放日报》《群众》周刊①上发表。尹文第一次从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给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高度评价，认为在中国，该书“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巨著，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上看，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10]发表在中共机关报刊上的评论文章的分量自然不轻，这些结论也长期影响着此后史学史叙述中有关郭沫若及该书地位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涌现出了几部重要史学史著述。它们是白寿彝的《六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概论》，以及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三部论著是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最权威、最系统的论述。因此它们出版后立即成为中国史学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白寿彝重申了尹达37年前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这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要著作。”[11]并肯定了其“革命”意义:“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同志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12]（P334）尹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力地回击了各种奇谈怪论，鼓舞了大批处在徬徨中的革命者，尤其是一代青年，使他们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了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要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代表了历史科学发展的方向。”[13]（P514-518）

上述几部带有指导性意义的史学史论著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述，基本上确立其在中国史学版图，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奠基”“划时代”的“经典”地位。当下，人们不断强调要“重写学术史”，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均远甚于以前，既有试图绕过占据主流地位达40年之久的唯物史学，而径直提出“重续民国学统”，也有唯物史观派在学术史叙述上的“自我突破”。然而，在这样的“重返经典”“重释经典”的学术语境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地位并没有被颠覆，而是再一次得到了确认。例如，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的“学术回眸”热潮中，回顾、整理总结过往百年中国学术之成果，成为学界时尚。尽管人们对20世纪中国学术或秉持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并由此在评判标准等方面亦各有所重，然而，这些并没有妨碍他们皆将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列入到各自的“经典系列”之中。

三、意外的宣传者:社会史论战的集中“攻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暂时沉寂下来。为了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从1928年起，国内社会科学与思想理论界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各派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争论不休。随着讨论的深入，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感觉到:要认清现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必须把目光从现实转向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加以理解。于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便转向对中国历史的讨论，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因为讨论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现实紧紧纠结在一起，所以，论战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广泛共鸣和持续关注。

以论战的主阵地——《读书杂志》为例，自第二期登出朱伯康的《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宣告论战开始以后，该杂志连续出版了四部论战专辑，每辑均超过四十万字。第一辑于1931年8月1日出版，系《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篇幅虽然很长，仍然受到学术界、思想界、青年学生的欢迎。销路一路看涨，出版后仅十日，初版就全部售完，随即再版、三版，至九月底已印了四版，一个月内售出十余万册。其后的第二、三、四辑的畅销情况与第一辑相似，历久未衰。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持“魏晋封建说”的代表学者何兹全，曾对论战在当时社会和思想界所引起的极高关注度回忆道:“论战是中国社会史各种问题的全线战争，到处都是战场”。当时20岁左右的他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14]

而就在这时，避居日本的郭沫若已经率先着手对中国过往的社会进行“清算”，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上海出版。此书在现实上针对的便是当时蒋介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和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正如他在序言的结尾写的:“目前虽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学者的强烈反应。有人后来形象地描述说，当时“许多学生夹着由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奔走相告，欣喜雀跃，仿佛从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光明”。[15]

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内容的紧密契合，以及就中国古史提出的一系列独树一帜的看法，使得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了此次论战的焦点和各方攻击的“靶子”。针对他的论战文章非常多，许多论战者更是在直接批判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古史观点的。顾颉刚在1947年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却反不大，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7]（P100）

而正是这“意外的不当的攻击”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因为随着现代杂志的大量出版发行，这些“攻击”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作用，使更多的人从另一侧面了解到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古史主张。这或许是论战中许多“围攻”郭沫若的批判者所没有想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论战中，这些批判者在理论上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仍很肤浅，在材料上尚达不到郭沫若对古籍文献、甲骨金文的认识和运用水平，自然也就难以取得较好的批判效果。所以，尽管“他们的靶子是郭氏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但是“论战并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驳倒，反而是在读者中增加了信任感，”[16]（P5-6）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其在中国思想与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侯外庐先生后来回忆说:“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涨。我就是在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1930年，留学法国的侯外庐经由莫斯科回到国内后，即写信给郭沫若，请教古史研究的问题。抗战期间，二人相识于重庆。自此以后，侯外庐得到其多方面的“教言”和“帮助”，“一直把他（郭沫若）看作是一位使我深受教益的老师”。[17]

四、诗人郭沫若的“自鸣”

在一部作品的流行和“经典化”过程中，作者自己在作品之外的努力和“自鸣”往往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说来，作者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以及自我定位，有效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经典”之路中有着典型的体现。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之后，郭沫若对该书不断地进行的自我“批判”和修正完善，表露出的恰是对自家研究的自信和历史定位——不满足于“开创之功”，而要苦心经营，以成“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在郭沫若的“自叙”等文字中，作为诗人和文学家的郭沫若对流亡异邦期间，在遭受“艰难迫害”的环境里写作该书的前后经过的细致描写，使该书学术之外的“革命”意义也得以呈现给读者，深刻地影响着该书的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1930年，近代著名出版人，同时也曾与创造社关系密切的泰东书局前编辑张静庐独资成立了上海联合书店。在成立之初，张曾询问身处日本的郭沫若有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译稿。郭沫若的答复是，他正在赶写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著作，即将完成，可以交给联合书店出版。“郭沫若还特别声明，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部著作。”[18]（P138）在写作一开始就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充满自信，并自称其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到了40年代，郭沫若依然肯定“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现在读起来，有些地方都还感觉着相当犀利”。[19]（P281）

自信的同时，自初版后，郭沫若也不断地作自我批判，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修正。郭沫若曾说:“我自己研究古代已有二十几年了，只要有新的材料，我随时在补充我的旧说，改正我的旧说。我常常在打我自己的嘴巴。我认为这是应该的。人有错误是经常的事，错误能够及时改正，并不是耻辱。”[20]（P109）后来专门做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长文，作为开篇收录在《十批判书》中。同时作“后记”，详细介绍了自己此前的研究情况。②此后，郭沫若对自己的古史主张仍不断进行批判和改正，在50年代初最终完善了自己的古史研究体系，方才结束了这二十多年的“补充”与“改正”。郭沫若的这种修正固然体现出的是善思易变的治学特点和追求真理的学术风范，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提示，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创之功”的自信、自得，和在此基础上力图使之“经典”的潜在预想。

作为读者，人们一开始就知道，郭沫若在日本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难，既有严重的政治压迫，还有沉重的家庭牵累、研究资料的匮乏……而读者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郭沫若在流亡异邦的如此艰难环境下“奋发而为”的故事的呢，答案就是郭沫若自己关于此书的若干“解题”“后记”和专门的“自叙”。

郭沫若在1929年9月21日作的“题解”中说，写作该书遇到了“作者生活的不自由，参考书籍的缺乏，及其他种种纸笔所难写出的有形无形的艰难迫害”。[21]（解题P2）在1945年9月28日作的《十批判书》的“后记”中，郭沫若再次提及:“1926年我参加了北伐。不幸仅仅一年多，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亡命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22]（P408）这些“解”和“记”，加上郭沫若陆续发表的自传性著述，如《创造十年》（作于1932年）、《北伐途次》（作于1936年）、《创造十年续编》（作于1937年）等，就基本上为读者勾勒出他北伐革命失败后，被迫亡命日本，艰难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大致情形。所以，1935年，王森然在为郭沫若作传时，所据材料几乎全部是郭沫若“自述之记载”，所传事迹与郭沫若自叙内容如出一辙。王森然写道:“先生参加实际工作失败以后，社会压迫，政治压迫，经济压迫尤甚。再加以文坛敌对之攻击，为创造社而奋斗，更无往而非在压抑中图生存，在死路尽头找生路。中国虽大，终不能容此在艰难困苦之中以从事新文坛之推进运动者存在也，于是又逃亡日本。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期开始矣。”[23]（P366-367）

特别是在《我是中国人》中，郭沫若用了较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他在日本写作自己的“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时，所遭受的“艰难迫害”，包括牢狱之苦、行动被严密地监视、高烧使身体“终竟不能支持”、邻居“戒备而轻视的眼光”，等等，然而最后在“我是中国人”的坚强信念的支撑下依然取得古史研究重大成就的“奋斗”经过。

鲁迅曾把日记粗略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正宗日记，另一类是“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有厚望焉”的著述性日记。[24]（P290）1933年8月，泰东书局准备出版《郭沫若书信集》，郭沫若在序中就说:“写这些信的动机，我自己是很明白的，一多半是先存了发表的心，然后再来写信，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十二分的矜持。凡是先存了发表的心所写出的信或日记，都是经过了一道作为的。”[25]（序P2）看来，郭沫若的一些日记，尤其是上述“自叙”是属于著述性的。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言，通过郭沫若的这一系列“作为”和“自鸣”，郭沫若写作该书的艰辛和“奋发而为”被建构起来了。这深深地影响着读者和后来者对它的情感认知和“经典”叙述。例如，侯外庐就曾以此作为自己的榜样:“我深知，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在态度上，我更是念兹在兹，要求自己尽可能地严谨。一九三五年夏天，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我常以郭沫若在流亡中作有意义的研究来勉励自己。”[26]（P67）

注释:

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公开出版的唯一的理论刊物。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政府压制创刊、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特别是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的日子里，她起着代替《新华日报》地位和革命任务的作用。

②郭沫若的这一处理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太过高调和张扬，如齐思和就说:“此书置自我批判于孔子批判之前，且以自我批判起，以自我介绍终，无不表现文人自夸心理也。”（齐思和:《评“十批判书”》，《燕京学报》第30 期，1946 年6月）

[1]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J].思想与时代，1943 （18 ）.

[2]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01-04 .

[3]嵇文甫.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96期），1931-10-12 .

[4]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1937 .

[5]马伯乐.评郭沫若近著两种[J].文学年报，1936 （2）.

[6]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

[8]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J].清华大学学报，2008 （2）.

[9]潘梓年.诗才·史学·书征气度[N].新华日报，1941-11-16 .

[10]尹达.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N].解放日报，1945-3-13 .

[11]白寿彝.六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J].史学月刊，1982 （1）.

[12]白寿彝.史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13]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

[14]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3 （2）.

[15]尹达.郭老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纪念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J].中国史研究，1979 （2）.

[16]史学史教研室.新史学五大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

[17]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J].历史研究，1978 （7）.

[1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8 .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20]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2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

[22]郭沫若.十批判书[M].重庆:群益出版社，1946 .

[23]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

[2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25]郭沫若.郭沫若书信集[Z].上海:泰东书局，1933 .

[26]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