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建国前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

·王平·

论《金瓶梅》建国前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

·王平·

一部文学作品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金瓶梅》在其建国前的传播接受史上，对其价值取向呈现出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肯定其价值的，又有审美艺术价值、伦理教化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等不同的取向;否定其价值的则主要着眼于其淫秽描写方面。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学观和道德观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金瓶梅》内容自身的复杂性及社会文化思潮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对这些现象和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更好地把握和实现《金瓶梅》的多重价值，避免价值取向的扭曲，具有重要意义。

《金瓶梅》传播接受价值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在其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实现的，其价值取向则多元并存，因人而异。《金瓶梅》传播与接受的价值取向亦复如是，如词话本卷首廿公作的跋语虽然十分简短，却指出了《金瓶梅》三方面的价值：一、“有所刺”的功利价值，二、“曲尽人间丑态”的认识价值，三、“处处埋伏因果”的劝惩价值①。满文本《金瓶梅序》说道：“历观编撰古词者，或劝善惩恶，以归祸福;或快志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恶邪，以辨忠奸。”②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其问世以来的四百余年间。本文拟对建国前《金瓶梅》的价值取向进行归纳总结并初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期更好地把握和实现《金瓶梅》的多重价值，并避免其价值取向的扭曲。

一、伦理教化价值

就我们今天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对《金瓶梅》最早做出价值判断的当为袁宏道。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致董其昌的信中说道：“《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③枚乘是汉代著名辞赋家，在其代表作《七发》中，吴客指出楚太子“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因而患病在身。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来启发诱导，改变其贪图安乐的情志，才可能痊愈。袁宏道认为《金瓶梅》告诉了人们相同的道理，而且更为重要深刻，于是才有“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赞叹。袁宏道对《金瓶梅》教化价值的肯定与其文学观相一致，是明末特定社会思潮的表现。

强调《金瓶梅》的价值在于以轮回报应达到劝惩的教化目的，词话本欣欣子序最具代表性。从《金瓶梅》的情节结构来看，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男女主人公皆因放纵欲望，终于败亡，这大概也是小说作者的初衷。欣欣子或许担心读者不能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而专注于淫乱的描写，所以在序中反复说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④。在欣欣子看来，以轮回报应实现教化目的，这是《金瓶梅》最为重要的价值。

那么如何看待小说中“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淫秽描写呢?欣欣子以为“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显然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提出了不同见解。他指出，《金瓶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但“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这也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一哂而忘忧”，这实际上在不经意中道出了《金瓶梅》寓教于乐的价值。

与其同时的“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的第一句话就是：“《金瓶梅》，秽书也。”然后他又指出：“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所谓“为世戒，非为世劝”，即此书是以西门庆、潘金莲等人为反面人物来告诫世人，而并非让世人以其为效法榜样。所以他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⑤因此这位“东吴弄珠客”所强调的依然是《金瓶梅》的劝惩价值。

清康熙年间紫髯狂客与欣欣子的见解十分一致，他在《豆棚闲话总评》中说：“趣如《西门传》而不善读之，乃误风流而为淫。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或极艳，而悲伤零落，寓乎其间，世人一时不解者也。”⑥

同为康熙年间的满文本《金瓶梅序》的作者主要以报应轮回观念来肯定《金瓶梅》的劝惩价值：“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犹为武大之妻潘金莲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妇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僮玷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入内室，奸淫西门庆之婢，不特为乱于内室……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诈者诈，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其附炎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犹戥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⑦由此可见，清康熙年间《金瓶梅》流传甚广，以至于满族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此书，他们所看重的正是《金瓶梅》的劝惩价值。

近代的许多论者大都注意到了《金瓶梅》的教化价值。四桥居士在《续金瓶梅序》中指出：“《金瓶梅》一书，虽系空言，但观西门平生所为，淫荡无节，蛮横已极，宜乎及身即受惨变，乃享厚福以终?至其报复，亦不过妻散财亡，家门零落而止，似乎天道悠远，所报不足以蔽其辜，此《隔帘花影》四十八卷所以继正续两编而作也。”⑧这实际上是说《金瓶梅》的报应轮回还不够充分。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在1906年《月月小说》第一卷发表的《杂说》中说：“《金瓶梅》、《肉蒲团》，此皆著名之淫书也，然其实皆惩淫之作，此非著作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此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者之难其人矣。”⑨吴趼人身为小说家，十分明白不能仅仅从表面上来理解小说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而应当从更深的层面把握小说家的良苦用心。

1936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再版本《古本金瓶梅》前有观海道人所撰序言，落款时间为大明嘉靖三十七年，显系伪托。他也再三强调了《金瓶梅》的劝惩价值：“子不观乎书中所纪之人乎?某人者，邪淫昏妄，其受祸终必不免，甚且殃及妻孥子女焉。某人者，温恭笃行，其获福终亦可期，甚且泽及亲邻族党焉。此报施之说，因果昭昭，固尝详举于书中也。至于前之所以举其炽盛繁华者，正所以显其后之凄凉寥寂也;前之所以详其势焰熏天者，正所以证其后之衰败不堪也。一善一恶，一盛一衰，后事前因，历历不爽，此正所以警惕乎恶者，奖励乎善者也。”⑩

也有的论者从显与隐的辩证关系入手，肯定《金瓶梅》的教化价值。如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认为：“《金瓶梅》旧本，言情之书也。情至则流易于败检而荡性。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乱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畔道焉。”⑪这位论者同样是肯定《金瓶梅》的伦理教化价值，但能够顾及小说的实际描写，提醒读者要透过表面内容把握住其实质。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有大量戏剧改编不同，《金瓶梅》改编为戏曲的数量较少。刊刻于乾隆乙卯年(1795)由画舫中人改编的《奇酸记》传奇共四折，每折六出，共二十四出。第一折“梵僧现世修灵药”，包括“灵药现身”、“西门贾毒”、“子虚饯配”、“玉楼酸赏”、“卖奸买毒”、“降神修药”等六出。最后一折“禅师下山超孽业”包括“普静寻徒”、“琵琶变调”、“孟舟感故”、“祭金杀敬”、“爹儿双变”、“孝成酸释”等六出。从这些出目不难看出，其用意主要是惩戒淫乱⑫。郑小白改编的《金瓶梅传奇》分为上、下两卷，共三十四出。该剧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有关内容揉为一体，以西门庆和潘金莲为主人公，目的也在于劝戒淫乱⑬。由《金瓶梅》改编的子弟书有“得钞傲妻”、“哭官哥”、“不垂别泪”、“春梅游旧家池馆”、“永福寺”、“挑帘定计”、“葡萄架”、“续钞借银”等名目⑭。从这些名目可以看出，改编者似乎更为注重表现世态炎凉。

二、社会认识价值

前面曾经说到词话本《金瓶梅》廿公所作跋语，虽不过寥寥数语，却以“曲尽人间丑态”六字概括了《金瓶梅》的社会认识价值。谢肇淛的《金瓶梅跋》则对其社会认识价值分析得比较全面：“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骇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⑮这段话从几个方面形象地概括了《金瓶梅》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反映，强调了《金瓶梅》的认识价值。首先，《金瓶梅》表现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阔，上至朝廷政务，下至市井猥谈，均有细致描写。其次，对各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惟妙惟肖。他特别声明：“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

清初谢颐(即张潮)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叙》中充分肯定了张竹坡对《金瓶梅》认识价值的挖掘：“故悬鉴燃犀，遂使雪月风花、瓶磬篦梳、陈茎落叶诸精灵等物，妆娇逞态，以欺世于数百年间，一旦潜形无地，蜂蝶留名，杏梅争色，竹坡其碧眼胡乎!向弄珠客教人生怜悯畏惧心，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间，能不怜悯，能不畏惧乎!其视金莲，当作弊屣观矣。”⑯

进入20世纪以来，评论者更为重视《金瓶梅》的社会认识价值。平子(即狄葆贤)在1904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中论道：“《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悽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⑰

天僇生(即王钟麒)1907年在《月月小说》第二卷《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中说：“时则若王氏之《金瓶梅》。元美生长华阀，抱奇才，不可一世，乃因与杨仲芳结纳之故，致为严嵩所忌，戮及其亲，深极哀痛，无所发其愤。彼以为中国之人物、之社会，皆至污极贱，贪鄙淫秽，靡所不至其极，于是而作是书。盖其心目中，固无一人能少有价值者。彼其记西门庆，则言富人之淫恶也;记潘金莲，则伤女界之秽乱也;记花子虚、李瓶儿，则悲友道之衰微也;记宋蕙莲，则哀谗佞之为祸也;记蔡太师，则痛仕途黑暗，贿赂公行也。嗟乎!嗟乎!天下有过人之才人，遭际浊世，把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是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轻薄小儿，以其善写淫媟也宝之，而此书遂为老师宿儒所垢病，亦不察之甚矣。”⑱认定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固然有待商榷，但对《金瓶梅》社会认识价值的论述却是深刻稳妥的。

废物(即王文濡)1915年在《香艳杂志》第九期《小说谈》中特别强调了《金瓶梅》对下层社会的认识价值：“《金瓶梅》何以为才子之作，以其所描写为下等社会情事也。中上两等社会，吾人固习见而习闻之。执笔状之，则连篇累牍，势不难举，身所接抅，心所蕴蓄，目所见，耳所闻，一一如数家珍。况我国下等社会，情事尤为复杂，描写更难着笔。西人小说家，如司各脱、迭更司辈，其著作脍炙人口者亦以此。元美为有明一代作家，文字古奥，直追秦汉，何以降心为此?即曰有所为而为，惩淫可也，导淫诲淫不可也。”在《废物赘语》中又说：“小说以叙述下流社会情况为最难着笔。非身入其中，深知其事者，断不能凭空结撰，摹绘尽致，此文人学士之所短。而旧小说如《金瓶梅》等书，所以旷世不一见也。”⑲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对古代文学的价值基本持一种否定态度，且不时表现出一种矛盾和过激的心态。1917年他们就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古代小说的价值问题曾展开过讨论。钱玄同在《与陈独秀书》中说：“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⑳在《寄胡适之先生》中说：“《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仪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㉑

陈独秀在《答钱玄同》中回答说：“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㉒但他此前在《答胡适》中曾说：“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㉓在陈独秀看来，《金瓶梅》的价值甚至要超过《水浒传》和《红楼梦》，原因即在于《金瓶梅》对社会的描写无微不至。

胡适不同意钱玄同的观点，他在《答钱玄同》中说：“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㉔钱玄同在同期《新青年》回答说：“至于前书论《金瓶梅》诸语，我亦自知大有流弊，所以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独秀先生，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该读的’，这就是我自己取消前说的证据。且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㉕钱玄同对《金瓶梅》价值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是“五四”时期全盘否定传统文学激进思潮的产物，对后来的学术界造成了一定影响。

与他们三位相比，鲁迅先生的意见显然更为中肯稳妥，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㉖。鲁迅先生能够不为一时的政治功利所左右，因此其学术思想更为严谨和公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三、审美艺术价值

最早对《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做出全面论述的是张竹坡，他在《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金瓶梅读法》以及回评中对《金瓶梅》的悲剧价值、叙事结构、人物刻画、反讽手法等都做了细致分析。他说：“《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虽然，上既不可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㉗在众人对《金瓶梅》一书的作者纷纷揣测之时，张竹坡却能跳出这一思维定势，从文学发生学和审美的角度对《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做出概括。他认为《金瓶梅》与司马迁创作《史记》有相同之处：“《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㉘这就从审美意识上肯定《金瓶梅》一书充满了悲剧意蕴，从而揭示了《金瓶梅》的审美价值。

在《金瓶梅读法》中，张竹坡从多个方面充分挖掘和总结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关于《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他说：“《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百遍皆然，一丝不易，是其章法老处。他如西门至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后数十回大章法。《金瓶梅》一百回到底俱是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后两事，中用一语过节。又有前后两事，暗中一笋过下”㉙;“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㉚;“《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入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孟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平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㉛

关于《金瓶梅》的人物刻画，他说：“《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止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则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㉜关于《金瓶梅》的反讽手法，他说：“又月娘好佛，内便隐三个姑子，许多阴谋诡计，教唆他烧夜香、吃药安胎，无所不为，则写好佛，又写月娘之隐恶也，不可不知。”㉝

清代学者刘廷玑是一位极有艺术鉴赏能力的学者，他对《金瓶梅》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技巧等艺术价值格外赞赏，说道：“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露，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㉞

20世纪初是《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被充分挖掘的时期，许多评论者如平子、曼殊、黄人、姚锡钧等将《金瓶梅》与《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做了比较，由于他们充分认识到了《金瓶梅》的审美艺术价值，其见解就比较客观公允。平子在1904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中论道：“其中短简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以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㉟他在《小说新语》中说：“或谓《金瓶》有何佳处，而亦与《水浒》、《红楼》并列?不知《金瓶》一书，不妙在用意，而妙在语句。吾谓《西厢》者，乃文字小说，《水浒》、《红楼》，乃文字兼语言之小说;至《金瓶》则纯乎语言之小说，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此其故，则在每句中无丝毫文字痕迹也。”㊱

曼殊(近人多认为是梁启超之弟梁启勋，而非苏曼殊)也持相同观点，他在《小说丛话》中说：“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㊲。

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语云：‘神龙见首不见尾。’龙非无尾，一使人见，则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诀也。我国小说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浒记》，如《石头记》，如《金瓶梅》，如《儒林外史》，如《儿女英雄传》，皆不完全，非残缺也，残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金瓶梅》主人翁之人格，可谓极下矣，而其书历今数百年，辄令人叹赏不置。此中消息，惟熟于盲、腐二史者心知之，固不能为赋六合，叹三恨者之徒言也”㊳。

梦生在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中说：“《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若以《金瓶梅》为不正经，则大误。《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若以《金瓶梅》为导淫，则大误”;“《金瓶梅》开卷以酒色财气作起，下却分四段以冷热分疏财色二字，而以酒气穿插其中，文字又工整，又疏宕，提纲挈领，为一书之发脉处，真是绝奇绝妙章法。写‘财’之势力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害处，足令读者猛省;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婆心婆口。读《金瓶梅》者，宜先书万遍，读万遍，方足以尽惩劝，方不走入迷途”㊵。

四、关于负面价值问题

对《金瓶梅》负面价值的认定，主要集中在其露骨的淫秽描写上。就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此表示关注的是董其昌、袁中道等人，他们认为此书“诲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记录了董其昌对《金瓶梅》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董其昌既曾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又曾“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袁中道的态度则很直接：“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㊶稍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此等书(指《金瓶梅》)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㊷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拒绝了冯梦龙刊行的建议。薛冈在《天爵堂笔余》中也说：“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㊸董其昌、袁中道、沈德符等与袁宏道为同时代人，甚至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所读的应是同一部《金瓶梅》，但对《金瓶梅》的价值取向却形同水火。这说明他们的文学观与道德观有一定差别。相比而言，袁宏道更看重《金瓶梅》的教化价值，在他看来，《金瓶梅》的正面价值要大于其负面价值。

清代许多论者对《金瓶梅》的负面影响更是耿耿于怀，甚至编造了不少耸人听闻的传说以告诫世人。申涵光在《荆园小语》中说：“世传做《水浒传》者三世哑。近世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笠舫的《文昌帝君论禁淫书天律证注》。他在注释中说(括号内为注释语)：“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书(尔恨世蕃一人，何得贻毒天下)，原一时游戏之笔(那一部淫书不从游戏做成)，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罪案已定)。孝廉某负盛名，卒不第(一时游戏者请看)。己丑南宫已定会元矣(你想中么)，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此文不中，才不足凭;此人若中，天不足凭)，至晨将填榜(几几乎会元到手矣)则卷上点点血痕(《金瓶梅》发作了)，盖鼠交其上而污之也(分明是淫亵报)，遂斥落(你一时游戏，坏人名节;鼠以一时游戏，坏尔功名)。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可叹)，后流为丐死(一时游戏者，再细细儿看一看)。”㊺

不仅作者受到惩治，翻刻传播者同样要受到报应。这位笠舫先生又说：“苏扬两州，向皆有《金瓶梅》版，苏城版藏杨氏。杨氏长者，以书业为生理，家藏《金瓶梅》版，虽销售甚多，而为病所累，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卒不育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已完娶，而子嗣甚艰，且每岁所入，徒供病药之费，意者君以《金瓶梅》版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阴祸之欤?为今之计，宜速毁其版，或犹可晚蓋也。’杨惊悟，即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无病累，妻即生男，数年间，开设文远堂书坊，家业遂成。其扬州之版，为某书贾所藏，某开设书坊三处，尝以是版获利，人屡戒之，终不毁。某年暑月，偕其子到苏，子因他事先归，某在寓中，得病将不起，同人送之归，行至中途，某竟死舟次。及抵家飞报其子，其子奔丧室，见尸已腐坏，血水涌溢，蝇蚋纷集，尸虫攒咂焉。”㊻

这位笠舫先生还一连列出了《金瓶梅》的十余条罪状，尤其是对青年男女的危害可谓触目惊心：“此书一出，而青年子弟，因得娴于曲牌，溺于秽史，习惯自然，心雄胆泼，以媟亵为快，以谑浪为高，以纵观妇女为乐事，以侈谈闺阁为新闻，从此履邪径，污血刃，削功名，折禄寿，累妻女，辱子孙，行径不堪，祸变不测”;“此书一出，而绣阁名姝，为之骀荡春情，痴心往迹，或密约佳期，或私订姻事，以致成婚之夕，无颜见夫，既嫁之后，不能孕子。又或性颇贞洁，隐忍不言，独宿冥思，积成痨瘵，对镜生愁，一病不起，未嫁而夭，魂无所归”;“此书一出，而未婚之人，先损真元，既婚之后，恣淫无度，遂致恩爱夫妻，中途抛却，生离死别，嗣续无人，鬼犹求食，不其馁而”㊼。不仅对世俗之人危害极大，甚至还危及僧道等出家人：“此书一出，而茅庵衲子，空谷全真，十世清修，千年道行，一见此书，偶动欲念，遂使历劫苦功，泄于一旦。如玉通禅师住虎阜四十年，持戒禁淫，竟败精于红莲妓之千拜，而死即随之。夫美人整服而前，犹令禅师破戒，岂淫书亵词而道不使浪自痴心”;“此书一出，而异端左道，奸计频生，不言烧炼红铅，便说阴阳采战，污蔑三宝，罪不容诛，霹雳一声，碎尸万段。彼修真学道者，一时误听，堕入迷途，净行不修，淫风转甚，本想做九天真宰，反图了万劫风刀”㊽。

光绪五年至八年文龙曾三次于在兹堂刊《第一奇书》本上手写评点文字，在第一回的评点中他开宗明义指出：“《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但他最终认为“然吾谓究竟不宜看”，原因即在于“假令无父母、无兄弟，有银钱、有气力，有工夫，无学问，内无劝戒之妻，外有引诱之友，潘金莲有挑帘之事，李瓶儿为隔墙之娇，其不为西门庆也盖亦罕。无其事尚难防其心，有其书即思效其人，故曰不宜看者，此也”㊾。

1919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中对《金瓶梅》给予了严厉批评。曾任南方大学教授的张焘(号冥飞)说：“《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其命意，其布局，其措词，毫无可取，而世人乃是目为‘四大奇书’之一，此可见世上并够得上看小说书之人而亦无之也。可哀也已!”又说：“《金瓶梅》以前，未有淫书，作者诚足为作淫书者之始祖矣。但其他之淫书，其所写之若男若女，无论如何污秽龌龊，决不至如西门庆、潘金莲之甚。盖奸夫、淫妇之罪恶，亦自有轻重之分。即如《水浒》中潘巧云之于海阇黎，贾氏之与李固，犹为彼善于此者，一则尚无谋杀杨雄之心，一则谋杀卢俊义而未成也。今作者偏有取于罪恶重大之西门庆与潘金莲，苟非作者淫凶之性，与之俱化，亦必作者惟恐世人之不淫凶，而必欲牵率之以同归于恶兽之类。是即作者耻独为恶兽之意志乎”;“统观《金瓶梅》全部，直是毫无意识。其布局之支离牵强，又无章法可言。至其措词，则全是山东土话，可厌已极”;“《金瓶梅》之可厌处，最以其出死力写西门庆、潘金莲，其好恶实拂人之性”㊿。

《民权报》的编辑蒋子胜(字箸超)说：“《金瓶梅》则淫书之尤者耳。《飞燕外传》、《游仙窟》，虽语涉秽亵，犹带三分斯文气。至《金瓶梅》则如痴汉游街，赤条条一丝不挂矣。试问此种淫媟事，即能写的几百套、几千套，套套不雷同，吾总以为无生动气也。而右之者谓为意主惩戒。信是言也，则不妨弑父以教人孝，杀妻以教人义，名教何在?”[51]上述两位论者将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金瓶梅》的负面价值上，这种评价显然有过激之嫌了。

注：

①［明］廿公《金瓶梅词话跋》，见《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清］佚名《满文本金瓶梅序》，见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书名页码。

③［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27页。

④［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见《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⑤［明］东吴弄珠客《金瓶梅词话序》，见《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⑥［清］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坊间石印本《豆棚闲话》卷末，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64页。

⑦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6页。

⑧［清］四桥居士《续金瓶梅序》，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页。

⑨吴趼人《杂说》，《月月小说》1906年第一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22页。

⑩襟霞阁主重编《古本金瓶梅》，上海新文化书社1936年再版，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2页。

⑪［清］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清刊本《续金瓶梅》卷首，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4页。

⑫清乾隆乙卯年刻《奇酸记》，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67-374页。

⑬《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旧钞本《金瓶梅传奇》，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75-376页。

⑭中国曲协辽宁分会据傅惜华藏本编印《子弟书选》，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77-403页。

⑮［明］谢肇淛《金瓶梅跋》，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页。

⑯［清］张潮《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序》，见《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页。

⑰狄葆贤《小说丛话》，《新小说》1904年第八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03页。

⑱王仲麒《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1907年第二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19页。

⑲王文濡《小说谈》，《香艳杂志》1915年第九期;《废物赘语》，《临时增刊南社小说集》，文明书局1917年版。分别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26页、第327页。

⑳钱玄同《与陈独秀书》，《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三卷第六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5页。

㉑钱玄同《寄胡适之先生》，《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三卷第六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5-346页。

㉒陈独秀《答钱玄同》，《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三卷第六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2页。

㉓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三卷第四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2页。

㉔胡适《答钱玄同》，《新青年》1918年正月十五日第四卷第一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5页。

㉕钱玄同《答胡适之》，《新青年》1918年正月十五日第四卷第一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48页。

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4页。

㉗《竹坡闲话》，见《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8页。

㉘㉙㉚㉛㉜㉝《金瓶梅读法》，见《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5、26、27、38、28、34页。

㉞［清］刘廷玑《在园杂志》，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53页。

㉟狄葆贤《小说丛话》，《新小说》1904年第八期，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03页。

㊱狄葆贤《小说新语》，《小说时报》1911年第九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04页。

㊲曼殊《小说丛话》，《新小说》1904年第八期，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05页。

㊳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1907至1908第一卷至第九卷，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12页。

㊴姚锡钧《稗乘谈隽》，《春声》1916年第一集，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32、333页。

㊵梦生《小说丛话》，《雅言》1914年第一卷第七期，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37页。

㊶［明］袁中道《游居柿录》，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29页。

㊷［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30页。

㊸［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35页。

㊹［清］申涵光《荆园小语》，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50页。

㊺㊻㊼㊽［清］笠舫《文昌帝君论禁淫书天律证注》，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93-298页。

㊾［清］文龙《金瓶梅回评》，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11-412页。

㊿张焘《古今小说评林》，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58-360页。

[51]蒋子胜《古今小说评林》，见《金瓶梅资料汇编》第36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