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发展途径探析*

2011-11-21 11:26李石勇关芳芳
关键词:理工类研究型文科

李石勇,关芳芳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广东 广州 510640)

目前,我国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发展历经服务于理工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明确目标独立发展的第二阶段和形成特色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之后,开始迈步走向巩固优势、发展创新的第四阶段。在这一华丽转身的关键时期,很有必要理清目前文科发展存在的问题、深入挖掘其根源性因素、探讨转型期的文科发展路径,为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良好的基础。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自身发展形成的一类大学形态[1]。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是指以理工类学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就我国的国情而论,可以将进入“985工程”的理工类高校列入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范畴。

一、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发展现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工类研究型大学进入了建设文科的高峰期,各高校对文科进行大规模建设和投入。或是通过合并其他高校,文科学科达到基本齐全; 或通过新建大量文科学科,具有较为全

面的文科学科规模和体量。通过对几所“985工程”理工大学*调查的学校有: 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调查发现,文科学院数量一般占学校总学院数的1/3左右,文科教师队伍在600人以上,具有省级文科基地,学校近年对文科建设的投入较以往有很大增长,文科实到科研经费增长较快。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理工类的文科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理工类大学实际上已经转变为综合性大学或正在向综合性大学转变,文科发展已经成为学校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大学,必须建设高水平和一流的文科,已成为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必须经历的阶段。但要完成这个过程,文科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1. 与同层次的综合性大学和传统文科高校相比差距较大

通过表1的数据比对发现,作为国内一流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清华大学,虽然其文科发展成绩斐然,但仍与其学校整体实力差距较大,其它同类型高校更是如此。相对于同一层次的传统文科高校和综合性大学,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发展仍然较为落后,很多发展指标存在较大差距。

表1 部分“985工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现状对比 单位:个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教育部下属网站)2009年公布数据整理。

2.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缺乏特色和层次,呈现同构性

建设文科的非理性热潮导致各高校文科设置结构趋同,缺乏特色和层次。建国后,我国大学发展照搬苏联模式,导致重理轻文、分类过细、过度专业化。 近年,为了弥补文科发展的滞后,各高校大力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但却没有做好分类分层发展规划,理工类高职高专、一般本科、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专业设置门槛差别不大,出于教学的需要这些高校纷纷开办大同小异的文科专业,学科建设布局、讲授内容、科学研究等没有特色、大同小异。另外,理工类高校增设文科专业的低成本也使得其专业设置一哄而上,这些高校新设置文科专业的通常做法就是引进数名教师执起教鞭、腾出一些教室用来上课就开始招生,不需要精密的仪器、复杂的设备、大笔的投入就解决了学校的扩招压力,但同时也将文科发展推入“大而全”的两难境地,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

3. 学科设置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

部分高校在新建学科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揠苗助长”的心理,沿着既有的体制兴办新学科、新专业,忽视社会需求,为追求成效贪多求大,不经过充分论证就组建新学院,一些文科学院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导致“先天不足”的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发展“后天失调”。另一方面,社会真正需要的新学科发展却困难重重。例如,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方面,相当一部分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没有充分利用理工类的强势学科背景,文理交叉融合意识淡薄、学科交叉动力不足,缺乏学术交流平台的难题。

4. 缺乏大师和高层次科研成果

高层次人才作为文科发展的核心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名家带动效应,然而,与综合性大学和传统文科大学相比,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在高层次文科人才的拥有量上仍然处于劣势地位。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学科建设时间较短,人员科研能力相对较弱,往往缺乏出类拔萃的科研人员对团队成员进行醍醐灌顶式的教育和引导,老中青科研人员的互助停留在经验传授的层面上,难以形成传帮带的科研梯队和形成自身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发展文科而引进的年轻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师资力量薄弱、高水平科研成果缺乏,已成为制约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发展的瓶颈。

二、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发展困难之根源性因素探析

1. 文科在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非主流地位难以改变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文科不可能成为学校发展的主流,文科建设工作不可能与理工学科相提并论。近年来,理工类院校基于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开设了文科专业,但其传统优势仍然体现在理工类方面,学校的重要工作都是围绕理工类学科的发展需要展开的,在不影响理工类发展的前提下才会支持文科。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发展晚、起步低、本身的水平和力量有限,文科在学科成长速度、科研成果产出数量与质量方面仍然难以与理工类比肩而立,自然也就“人微言轻”。文科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科难以取得与理工学科类似水平的成绩,学校领导层短时期内也难以通过文科发展取得出色的政绩或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此外,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普遍存在文科学术大师匮乏的现象,没有高瞻远瞩的学术巨人为文科发展指引方向,也没有底气十足的领军人物代表文科教师向学校管理层发出有份量的声音。因此,短时期内文科很难成为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主流。

2. 文科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学科特点决定文科发展需要一个累积过程

“十年磨一剑”是许多文科学者做学问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文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这种现状,也决定了文科不可能实现“大跃进”式的快速发展。文科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个人对社会、文化、人生的独立思考,这一思想形成是一个需要时间累积和学术积淀的缓慢过程。然而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应用文科是学科建设的主流,由此也容易滋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现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往往诱使部分教师追求利益最大化,忽视学术本身的要求,对文科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文科学术氛围的营造、学术传统的培育、人文精神的凝练过程也绝非朝夕之功,它们濡染科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又与学校的全面建设紧密相连,并不是靠开办一些讲座、举行几场沙龙所能形成的。此外,大学校长的精神风骨、学校领导层的执政智慧、政策延续的优良传统、学术探求精神的完全培育,深厚广博的人文关怀等都与文科发展直接相关。因此,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发展任重而道远,假以时日才能看到顺应学科特点发展的文科繁花似锦。

3. 目前文科的发展环境不能满足文科快速发展

部分理工类高校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发展文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科发展仍停留在缺少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的自发发展阶段,普遍缺乏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划,在文科发展上奉行典型的“鸵鸟政策”,即只有“建设一流”的大目标,却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细则与规范;部分高校制订了发展战略和规划,却很难付诸实施。经费投入方面,正如《中国高等教育》总编陈浩曾说的那样,一些理工类大学的文科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可谓困难重重,可以说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忘掉,分配经费时挤掉,这样的现象还比较普遍[2]。从文科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到学术资源的分配、购置文科图书资料等,学校对文科这种“挤牙膏式”的投入严重挫伤了文科教师的积极性,也极大制约了文科的快速发展。理工类研究型大学的纵向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文科的发展而改进,普遍没有自成体系的文科管理政策。 如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不考虑文科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沿袭理工类标准执行,存在“一刀切”、过度量化、评价周期短等现象; 在职称评定和对文科教师的认同上存在过度重实际、重功效、目光短浅等管理误区。另外,现有的校内管理制度大多是针对理工类的特点制定的,文科发展“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不能建立。受管理体制的制约,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人才建设举措严重滞后。

三、实现转型期文科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

理工类大学文科的发展必须在整个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根据本校的实际和学科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特色,强化优势、集中资源。理工类大学文科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可能面临很多机会,但要找准一条能实现快速发展的道路。 通过引进领军人才带动整个学科团队水平的跨越式提升,以面对社会需求为导向、解决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问题为目标、“融入发展促发展”的方式、做大做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不失为实现转型期文科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

1. 坚持准确定位,长远规划,立章建制,为文科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兴办文科,必须进行观念上的反思,对为什么发展文科、怎样发展文科要有深刻的认识,要高度重视文科发展,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发展文科。首先,学校领导要从理念上明确文科发展在学校向综合化、研究型大学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准确定位文科在学校中的地位,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自然科学研究平等看待,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装饰或点缀,附庸于理工类学科发展之上; 其次,要为文科发展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形成战略目标与战术布局相结合的规划体系; 再次,应建立适合文科快速发展的制度体系,制度是确保文科健康发展的保障,只有制度明晰,由制度衍生的管理体制、管理职能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最后,必须在具体的举措中落实文科发展的各项指标,如为文科发展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按照文科自身发展规律和学科的特点建构学科体系,建立由学校领导担任负责人的文科发展小组,对人才引进、资源分配、制度建设等进行宏观指导,改变传统的理工类思维方式和定量化、模式化和经验主义的评价体系等[3]。

2. 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突出优势、特色发展

根据目前理工类大学的现状和特点,此类大学的优势和基础在于应用研究,以及与理工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因此学校在学科布局时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先发展成熟的优势学科,以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战略。作为理工类高校发展文科的成功范例,清华大学走的就是应用先导的路子。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清华的应用型文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从教育部2007年批准的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名单来看,清华现有文科一级重点学科有2个,分别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二级重点学科3个,分别为数量经济学、专门史、设计艺术学,而基础文科更需要积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队伍需要更长的时间。依照胡显章教授的理解,当文科发展培养出一批应用学科后,就应该“回来扎扎实实地搞基础学科”。二是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不能一哄而上,要实行“强强联合”,在基础保障条件做好的情况下大力扶持重点专业的发展。让人们只要一提起这一、二个专业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该校,只要一提起该校也就自然而然联想到这一、二个专业[4]。通过优势专业的支撑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话语权,创出自己的品牌,有了话语权才有主动权,才能参与所在学科中的主流对话,把握本学科的前沿学术动态,保持领先优势,从而对本校文科发展起到以点带面的推动作用。三是要大力发展交叉学科,走特色发展之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要积极扶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使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生长点,带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更新发展,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理工类高校的文科发展捷径也在于培植与工程、科学及数学直接相关的文科,发展交叉学科对于充分发挥理工类背景优势、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提升学校文科建设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有自己的特色就永远不会落伍。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与信息学科大跨度交叉,率先创办“网络新闻传播”专业; 哲学系将生存哲学、科技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交叉,树起“生存哲学”研究的旗帜,为国内学术界所瞩目。

3.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引进学科领军人才是实现文科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理工类大学办文科,人才引进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是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而通过引进领军人才带动整个学科团队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增加整个学科力量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理工类大学因为历史积淀比较短暂,缺乏学科发展的领军人才和凝聚力强的科研团队。各院系的教师因研究方向不同缺乏有机的整合,即使文科基地和研究所的研究队伍也较散乱、缺乏集中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难以承担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重大问题。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组建文科创新团队[5]。通过学科领军人才的加入,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集中研究领域、形成研究特色和优势。此外,世界著名理工大学成功例子也佐证了领军人才的重要性。这些学校荟萃了文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学科泰斗、杏坛精英,有的甚至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开创性的科研和优秀的教学为后起的文科增色不少,吸引了更多的文科人才,推动着文科在理工大学的迅速崛起与发展[6]。

四、结 语

就大学发展而言,文科在培育学生人文素养、增强学校综合实力、提高学校知名度与美誉度、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疑,文科在一所大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是无法忽略的。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文科学科,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世界知名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展经验也表明,文科的快速发展是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之路迈进的助推器。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必须理清文科的发展思路、明确文科发展在学校工作中的定位,坚定发展文科的信念,强化文科的发展特色和优势,通过长远规划、建章立制、把握社会需求、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有效措施推进文科的崛起,为建设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弘. 理工类研究型大学文科建设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5,P1.

[2] 卢丽君. 走有特色的文科发展之路——全国理工类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N]. 中国教育报,2005-11-11(5).

[3] 石敦国,郑宏宇,张忠义.理工类大学文科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临沂师范学报,2006(12): 121-124.

[4] 唐秀平. 关于理工类院校发展文科的几点思考[J]. 科教文汇,2008(9): 5-6.

[5] 谢中起,张忠义.工科院校综合化进程中的文科发展模式[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4-17.

[6] 徐警武. 世界著名理工大学发展文科的经验[J]. 理工高教研究,2005(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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