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不掉的宿命

半个世纪以来，《水浒》被戴上一顶高帽子，被誉为“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然而这顶帽子是当代人为它缝制的，古人不懂什么叫“农民起义”，他们把这统统称之为“强盗造反”。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他在北宋宣和年间高喊“枪在手，跟我走！”，忽悠起三十六个弟兄跟着他反抗官府，活动于山东、河北、淮南一带；史书上对他的称呼也随地而易：或称“山东盗”、或称“淮南盗”、或称“河北剧贼”……总之，非“盗”即“贼”。

到了南宋末年，宋江的故事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有个姓龚的画家佩服宋江的为人，为三十六人画像题诗，把宋江跟古代的“盗贼之圣”盗跖相提并论——但也仍称他为“盗”。

“盜亦有道”，这是文人的看法；“义盗胜贪官”，这是百姓的感受。于是乎到了元代，杂剧舞台上的宋江形象，渐渐转向正面——不过元曲大家关汉卿对他仍不“感冒”，在《智斩鲁斋郎》一剧中塑造了“权豪势要”鲁斋郎的邪恶形象，形容鲁家的宅院是“高筑座营和寨，斜搠面杏黄旗，梁山泊贼相似，与蓼儿洼争甚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争甚的”意为差不多）——这是把鲁斋郎家比作梁山泊的“强盗窝”了，而宋江则成为强梁霸道、蔑视法纪的符号！

不过更多的元杂剧已将梁山好汉置于被歌颂的位置，看看高文秀的代表作《黑旋风双献功》吧。戏一开场，有个汉子孙荣上梁山来找宋江，原来他要带妻子到泰安州烧香，听说路上不太平，特地来找宋江借个兄弟当“护臂”（就是保镖）。黑旋风李逵奉命前往，于是一场惊险、滑稽的故事由此展开……

这事颇耐人寻味：官府胥吏反而向梁山好汉寻求保护，宋江在县衙中广结人脉，水浒寨也因此染有黑社会的色彩。

同时有好几部水浒戏中都有杀奸夫淫妇的情节，梁山好汉似乎还承担着维护礼教的卫道职责——大名鼎鼎的《水浒传》，就是在这样的民间文学土壤中扎下了深根。

有了这样的种子和土壤，《水浒传》的思想境界也就不问可知。义军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都不能令现代人恭维——不错，忠义堂前高悬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然而那只是个虚无缥缈的空洞口号。这里的“天”和“道”是指什么？翻遍全书，竟无一字解释。

相反，我们看到众好汉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其实有着很实在的诉求。心直口快的阮小五说得明白：上得梁山，便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对于衣食不继的底层百姓，这个目标要比“替天行道”更有诱惑力！

细数梁山好汉的一次次武装行动，你会发现，口口声声要“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四出“劫富”却从未“济贫”——晁盖等人打劫了十万贯金珠宝贝，可曾有一文分给穷人？日后，梁山武装冲州撞府，打劫国家府库，何曾见过开仓放粮、周济百姓的场面？

因此，对于小说中这支打着“忠义”旗号的队伍，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在“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保境安民”等动听口号的掩饰下，梁山好汉的行为其实非常“实际”！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过高评价宋江，几乎把他抬举到革命领袖的高度，似乎只要他们坚持斗争，不断壮大，就真的能推翻封建政权，打出一片新天地来。

然而在那个历史时代，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没有崭新的政治蓝图，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宋江如后来的李自成、洪秀全一样，力量足以撼动王朝根基，以小说中所描写的义军思想基础，也绝不会出现什么历史奇迹。

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梁山队伍真的打进东京，宋江、吴用等上层人物肯定要忙着缝制龙袍，制定礼仪，准备登基大典；而天罡、地煞等一干大小头目们则忙着寻豪宅、换妻子、圈土地、招奴仆，实践他们“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梦想！

由这样的一群人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取个再好听的国名、弄个再吉利的年号，也仍是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因为他们的底子毕竟是“山寨”啊。

【原载2011年1月23日《今晚报·今晚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