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取谨严的苏门文章选本——《苏门六君子文粹》考论

李建军

（浙江大学古籍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去取谨严的苏门文章选本
——《苏门六君子文粹》考论

李建军

（浙江大学古籍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南宋高宗、孝宗朝，由于政治风向、社会思潮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苏门六君子”逐渐定型并成为士人典范，其诗文备受关注。在此时代语境下，坊间出现了苏门六君子文章选集——《苏门六君子文粹》。该书重点选入论体文，这些论体文多是相应作家的力作、代表作；同时该书又选入书、记、序、赋、铭、赞、传、杂著、题跋等多种文体，这些选文也大都是相应作家的大作、名作。该书选文去取谨严，既有广泛性又有代表性，彰显出比较重要的选本价值。同时该书还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

苏门六君子；《苏门六君子文粹》；选本价值；文献价值

南宋前期、中期，三苏文章炙手可热，坊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苏文章选本，如《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标题三苏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经进三苏文集事略》、《三苏先生文粹》、《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等等。爱屋及乌，时风所及，“风会所趋，并其从游之士，亦为当代所摹拟矣”，[1]苏门弟子的文章也颇受青睐，于是坊间出现了《苏门六君子集》、《苏门六君子文粹》等集子。此类集子的问世可谓“苏门六君子”这一称谓定型的标志，在文学史和文章学史上都颇可注意。

一、“苏门六君子”定型与《文粹》问世

苏门六君子，指苏轼的六大弟子：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其中前四位最受苏轼看重，苏轼曾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2]并不遗余力地举荐之，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元祐年间，四人同任馆职，时人称为“四学士”。《宋史·黄庭坚传》明确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3]

那么“苏门四学士”又是如何演变成为“苏门六君子”的呢？从文献层面考察，苏轼晚年在给李廌的信中，曾将李廌、陈师道与苏门四学士相提并论，该信云：“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下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4]这应该是“苏门六君子”称谓最早的源头。典籍中正式出现“苏门六君子”这一称谓，应该不会晚于南宋初年，王十朋有诗云：“斯文韩欧苏，千载三大老。苏门六君子，如籍湜郊岛。”[5]已经完整提出了“苏门六君子”这一称谓。其后，这一称谓被广泛运用，如王明清《挥麈录》：“元祐二年，东坡先生入翰林，暇日会张、秦、晁、陈、李六君子于私第。”[6]又如楼钥诗：“首干乐全次六一，三公自是燕许宗。奏篇六论初流传，四海一日俱承风。其间杰出六君子，香熏班马犹为浓。”[7]周必大《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李焘著述有“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三卷”。[8]邵浩编《坡门酬唱集》，在“引”中特别提到“既又念两公之门下士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陈无己、李方叔所谓六君子者”，[9]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也提到“《坡门酬唱》，乃苏文忠公与其弟黄门偕鲁直而下六君子者，迭为往复，摠成六百六十篇”。[10]这些文献记载，说明在南宋高宗、孝宗朝，“六君子”、“苏门六君子”已经成为黄、秦、晁、张、陈、李六人的固定称谓。

那么，为什么是陈师道和李廌与四学士一起组合成为六君子，而不是别人呢？深究之，其实就是追问六君子作为一个士人群体的共同特征在哪里？这需要从学理层面考察。钱谦益《苏门六君子文粹序》云：

六君子者，张耒文潜、秦观少游、陈师道履常、晁补之无咎、黄庭坚鲁直、李廌方叔也。史称黄、张、晁、秦俱游於苏门，天下称为四学士。而此益陈、李。盖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荐起官，晚欲参诸弟子间；方叔少而求知，事师之勤渠，生死不间，其系于苏门宜也。

当是时，天下之学，尽趋金陵，所谓黄茅白苇，斥卤弥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骏出群之才，连镳於眉山之门，奋笔而与之为异。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学，熙宁中，遂绝意进取，可谓特立不惧者矣。方党论之再炽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党，履常坐越境出见，文潜坐举哀行服，牵连贬谪。其击排苏门之学，可谓至矣。至于今，文忠与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谓黄茅白苇者，果安在哉?[11]

钱氏从政治倾向、文学才华、人生节操诸方面揭橥六君子的共性，洵为有见。正因为有这些共性，六君子才会凝成一个士人群体。而六君子在南宋前期从士人群体被抬升为士人典范，“是由他们自身与作为接受者的后人共同塑造而成。就六君子而言，当然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君子’的基本特质，即突出的文学成就与不易其守的节操……这奠定了后人将他们塑造为‘典范’的基础……除了人为的因素，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是促成六君子典范化的必要条件，而南宋是尤为关键的时期。如果没有当时统治阶级上层‘最爱元祐’的文学倾向，没有洛蜀会同所带来的宽松的发展环境，没有当时希图振作士风的现实条件的需要，六君子恐怕永远也只是以单纯的文人身份作为苏门一员而不可能成为士人之典范”。[12]

随着苏门六君子成为士人典范，其诗文与三苏的诗文一样备受关注。邵浩所编《坡门酬唱集》就是专门收录苏轼、苏辙与苏门六君子酬唱诗作的集子。这时还出现了苏门六君子的合集——《苏门六君子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记载：“《豫章集》四十四卷，《宛丘集》七十五卷，《后山集》二十卷，《淮海集》四十六卷，《济北集》七十卷，《济南集》二十卷。蜀刊本号《苏门六君子集》。”[13]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坊间又出现了苏门六君子的文章选集——《苏门六君子文粹》。

《苏门六君子文粹》编者不确，《四库提要》云：“卷首凡例称，或传为陈亮所辑。然亮辑《欧阳文粹》，序载《龙川集》，而此书之序无考，则未必出于亮也。”[14]虽然对“陈亮所辑”之传言提出怀疑，但并未断然否定。依笔者之间，在没有发现坚实证据之前，还是以维持成说或者保留成说为宜，姑且还是将此书看作陈亮所辑。该书未见宋人书目著录，宋刻本久已失传。明末毛氏汲古阁曾有刻本，之后崇祯六年（一六三三）又有新安胡潜武林刊本，并请得大儒钱谦益为之序，成为后世的通行本。

二、“去取谨严，犹工文之士所辑”

《苏门六君子文粹》选入六君子文章共七十卷，其中张耒《宛丘文粹》二十二卷，秦观《淮海文粹》十四卷，黄庭坚《豫章文粹》四卷，陈师道《后山文粹》四卷，李廌《济南文粹》五卷，晁补之《济北文粹》二十一卷。各卷文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到，编者较多地选入了论、进论、史论、杂论、策、进策、策问、议、说等论体文，达47卷之多，约占总卷数的70%，诚如四库提要所云：“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盖坊肆所刊，以备程试之用也。”[15]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重点选入论体文之外，也选入了书、记、序、赋、铭、赞、传、杂著、题跋等多种文体，显示出一定的广泛性。

其实，《苏门六君子文粹》选入的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也有相当的代表性。首先是选入的论体文基本上都是相应作家的力作、代表作；其次是选入的其它文体之文，也多是相应作家的大作、名作。如以诸种文体中较富文学意味的记体文为例，《文粹》编者真是独具慧眼，往往能选中相应作家的上乘之作。

从表2可以看到，《苏门六君子文粹》选入的31篇记体文，其中有27篇又被历代综合性的文章选本、诗文选集选入，被选入率约占90%，可见该书编选者确实是选中了相应作家的上乘之作。记体文如此，其它文体也大致如此。《四库提要》云：“其去取谨严，犹工文之士所辑。”确非虚誉。顺带一提的是，《苏门六君子文粹》作为六君子文章选集，还具有比较重要的文献价值，正如《四库提要》所云：“《李廌集》世无传本，今始从《永乐大典》裒辑成帙，颇藉此书相补苴。又《张耒集》写本仅存，字多舛误，《陈师道集》刊本校诗差详，校文则略，亦颇藉此书以勘正。”[16]

表1 《苏门六君子文粹》各卷文体情况表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苏门六君子文粹提要》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6页。

[2]《苏轼文集》卷四九《答李昭玘书》，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9页。

[3]《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10页。

[4]《苏轼文集》卷五三《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六，第1581页。

[5]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九《喻叔奇采坡诗一联云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为韵作十诗见寄某惧不敢和酬以四十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51册，第504页。

[6]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8册，第584页。

[7]楼钥《攻媿集》卷四《吴少由惠诗百篇久未及谢又以委贶勉次来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2册，第326页。

[8]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六《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第708页。

[9]邵浩《坡门酬唱集》卷首《坡门酬唱集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6册，第465页。

[10]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见《坡门酬唱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6册，第465页。

[1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九《苏门六君子文粹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70页。

[12]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第四章“苏门六君子”的典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2—203页。

[1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0页。

[1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苏门六君子文粹提要》，第2626页。

[1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苏门六君子文粹提要》，第2626页。

[1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苏门六君子文粹提要》，第2626页。当然，该书收录某些文章“颇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仅存其要语者”（《四库提要》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文献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李建军，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后，台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表2 《苏门六君子文粹》所选记体文情况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