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科学精神 继承五四遗产

■李醒民

1784年9月，康德在回答德国《柏林月刊》“何为启蒙”的问题时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思想启蒙就要启发和激励人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把人从恐惧、迷信和盲从的混沌状态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个体意识，使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自主行动、自我负责、真正自由的个人。“勇于运用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敢于认识”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

在17和18世纪，由欧洲知识界发动的启蒙运动更新了欧洲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为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直至20世纪，才出现与之类似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这不仅落后了两三百年，更为可惜的是，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两次思想启蒙或淡出视野，或戛然而止，致使思想启蒙在中国半途而废，延宕和阻滞了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进程。

五四思想启蒙的主旨和核心价值是民主与科学。这个定位在当时相当精准，可谓切中时弊而对症下药，升堂入室而入木三分。五四先哲已经大体认识到，民主固然基于人民统治的民主宪政的设计和代议制民主体制的确立，其中包括分权、法治、人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等自由主义要求；但是，民主的深层结构更在于民主精神的弘扬和民主心理的培养，其要旨是塑造独立之人格和扬厉自由之思想——人格独立同天壤，思想自由永三光。反观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国民性，不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些地方官本位（而非民本位）无孔不入，肉食者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甘做奴才、狐假虎威的贾桂之流病入膏肓，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乡愿若过江之鲫，更不必说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坑蒙拐骗的歹徒如鱼得水、逍遥法外了。不宁唯是，僵化教条依然窒息自由思想，紧箍咒语照旧扼杀创造精神。这样残缺不全的人格和麻木呆滞的头脑，怎能顺乎世界之大势，共建先进之赤县神州？

五四先哲不仅深知，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是救国之利器和建国之法宝；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尽管他们对此的发掘尚待深入）对于培育国人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深远意义。我通过研究揭示出，科学方法尽管形形色色，但是不外三大部类：实证方法（观察、实验、测量等），理性方法（逻辑、数学、统计等），臻美方法（简单性、形式化、对称等）。科学精神以追求真理作为它的发生学的和逻辑的起点，并以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构成它的两大支柱。在两大支柱之上，支撑着怀疑批判精神、平权多元精神、创新冒险精神、纠错臻美精神、谦逊宽容精神。这五种次生精神直接导源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它们紧密地依托于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从中汲取足够的力量，同时也反过来彰显和强化了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它们反映了科学的革故鼎新、公正平实、开放自律、精益求精的精神气质。科学精神的这一切要素，既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成为人的价值，因为它们提升了人的生活境界，升华了人的精神生命，把人直接导向自由。

正因为如此，科学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起了发动机的作用，在中国五四时期也扮演了思想启蒙者的角色。遗憾的是，人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现时的社会环境和国人的心理状态，不难发现偏离乃至违背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事例比比皆是。这里随手摭拾一二：根本不做实证调研和理性思考，就天马行空，想当然地拍板决策；动辄在马路破肚开肠动手术，翻来覆去建复拆、拆复建，劳民伤财胡折腾；千人一面的官话官腔充斥耳目，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连篇累牍，没有一点平权多元的气息；讲话必鹦鹉学舌，著文皆照猫画虎，毫无怀疑批判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如此匮乏、如此淡薄的国家和民族，在科学技术时代之今日，安能伸直腰杆自立于世界之林？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作为精神武器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的思想遗产即是民主和科学精神，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沿着这条不归路前进的。惜乎时乖运蹇，出师未捷，常令志士仁人扼腕叹息。继承五四精神遗产，将思想启蒙进行到底，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