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二）

文◎冯嘉琳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二）

文◎冯嘉琳

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

史迪威回国后，想离开美国的强烈愿望时常困扰着他。1926年9月，他抓住了一个机会，被任命为天津第15步兵团营长，携带全家第三次来到中国。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高潮，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北伐战争犹如一阵飓风，震撼着沉睡百年的中国。1927年5月，北伐军逼近徐州。史迪威向美国公使自告奋勇，前往徐州打探情报。尽管此行差点丢掉性命，但他对中国的认识更为全面和具体。因此，当他于1929年4月应召回美国担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时，是带着“研究东方问题权威”的身份。

1931年，日军强占中国东三省，觊觎华北，使美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1935年，史迪威被任命为驻中国武官兼驻暹罗（即泰国）武官，继而晋升为上校，再次重返中国。作为军事观察员，他的任务很明确：研究中国的事态及日本的扩张使美国将有可能受到的影响。

由于华北局势不稳，各国使馆纷纷迁往南京，只在北平设立总领事馆，史迪威被留在北平，就近观察这里的事态。由于地处中日冲突的中心，加之武官身份给他的观察提供了种种方便，还有机会接触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通过这一时期的考察，史迪威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各派政治力量开始形成独特的见解。他在给情报处的报告中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装腔作势、目中无人的国民党军官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热诚，精力充沛，没有被权势所腐蚀，与国民党将领有着“天壤之别”。他认为，对付日本，中国的资本只有“人多、地广和仇深”。不过，史迪威相信中国有潜力。在中国的多年经历，让他看到了中国人身上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抗衡。史迪威对中国士兵的研究，成为他后来在中国执行特殊使命时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史迪威在中国的考察，使他获得了其他人所不了解的复杂背景认识。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名声越来越响，正如林奇上校从第15步兵团回到华盛顿后报告说，“在我看来，史迪威是现役军人中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

命运之神指向了他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促使美国决策层不再隔岸观火，在总统罗斯福的策划下，将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与中国战区合并，推举蒋介石为战区的最高总司令。为便于更直接地向华盛顿索取物资援助，蒋介石洽请罗斯福选派其亲信之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这也正合罗斯福想通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心意。这时，命运之神指向了史迪威。

当时的史迪威是陆军指挥官中红得发紫的人物，升为准将不到一年，又晋升为第七师少将师长，继而晋升为第三军军长；在全国将级军官的全面考查中，他又名列前茅。华盛顿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史迪威是现役军人中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了解史迪威，他桀骜不驯，不习惯看别人脸色行事，是个性格坚毅又很倔强的人，他会让蒋介石大为头痛，虽然不太融洽，但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牵制蒋介石的作用。这对美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

1942年2月，在罗斯福、马歇尔等人的苦心安排下，史迪威被委以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质总监督、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等8个不同的头衔。他的任务是：1、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2、指挥归他管制的中国军队，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3、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

2月13日，史迪威及参谋部人员离开美国，辗转来到了重庆。他在重庆的住所是一座西式楼房，位于嘉陵江边的一块巨大的山岩上，一面向街，一面靠江。史迪威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每次来重庆都住于此处。

史迪威在重庆正式拜会了蒋介石，但他最关心的指挥权却迟迟得不到明确的答复。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蒋介石才慌了神，连续3次召见史迪威，11日上午终于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在口头上把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自认为大权在握的史迪威当天下午匆忙离开重庆，飞往缅北前线，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

出师不利

史迪威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挽回缅甸战场即将崩溃的局面。他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眉苗一座传教士的红砖楼内，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座古老的建筑里通过无线电指挥中国军队，挡住日本军进攻，挽救滇缅路，挽救全缅甸。但实际上，缅甸已在劫难逃了。

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了——盟军的电台太少，通信联络很差；医疗设施不敷使用，出现了疟疾和黑水热病；日军平均每天出动260架飞机，挨个摧毁缅甸的城市，盟军却只能出动45架飞机，而且长期缺乏油料、飞机零件和飞行员；设在眉苗的臃肿的英军参谋部处于无计划状态，显得一片混乱，他们担心将于5月中旬到来的雨季会使小路变得泥泞难行，紧急开辟一条用来退却的道路被视为燃眉之急；曼德勒难民营里霍乱流行，令人谈虎色变。

最糟糕的是，史迪威身边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应付当时局面的参谋班子。参谋人员都没到过缅甸，对于这个地区的粮食、道路、货币、运输、政治等很不了解。更让史迪威想不到的是，他与中国人的合作关系也很快显露出棘手的苗头。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名义上是他的副手和下级，实际上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的实权人物。在杜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联系，并把史迪威的有关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汇报。为保存实力，他对史迪威的命令，常常是阳奉阴违地抵制或制造种种借口搪塞。

当然，其中也有令史迪威感到欣慰的事。3月19日晨，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5军第200师在离下缅甸同古20多公里的皮尤河与日军遭遇，炸飞皮尤河大桥，重击了日军。史迪威赶到前线，用华语同士兵攀谈。他对第200师高昂的士气、充分的战斗准备十分满意，对师长戴安澜出奇制胜的战斗设想大加赞赏。接下来的同古战役作为无与伦比的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防御战，也打出了中国的军威，但遗憾的是它没有能挽回中国远征军败北的命运。同古失守后，缅甸的古都和中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曼德勒的存亡直接关系到缅甸战局的胜负。就在这时，盟军西路的仁安羌防线出现了危机。仁安羌在缅语中意为“油田”，是亚洲最早开采石油的地区之一，水陆交通非常便利，日军极为重视。由于英缅军“对日本人谈虎色变”，导致日军仅以1000来人的加强联队就包围了拥有大量的坦克、大炮和汽车的7000多英缅军。在英方的请求下，史迪威令孙立人率第38师第113团，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经过7小时的肉搏战，冲进被围多日的仁安羌，夺回英军100多辆汽车，使7000名英军绝路逢生。中国军队在他们身后又坚守了3天，并救出被俘的英缅军官兵、传教士、记者500余人，最后主动撤离。日军功亏一篑，仅占一座空城。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史迪威的努力都因指挥不灵而失败，设想中的曼德勒会战、平满纳会战亦相继流产，缅甸盟军阵线全面崩溃，局势急转而下。两个月来，他精心策划，像公牛一样顽强，像花岗石一样坚定，把自己变成一部由思维组成的机器，只服从夺取胜利的意志。他很少喝酒，没有私生活，没有分心搞社交，从不盲目下命令。他想控制战场，控制缅北的一切，然而事与愿违。他惟一自慰的是没像新加坡和菲律宾的盟军那样挂白旗投降。4月下旬，中英美三方在曼德勒附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全线撤退，这是缅甸盟军所有的决议中意见最一致、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决定。盟军的指挥权问题已变得很简单，即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他们的退路前，中国人能从密支那沿公路退回中国，英国人能翻山越岭退到印度。

悲壮的大撤退

5月2日傍晚，一架DC-3型运输机在缅甸中部的一片甘蔗园里颠颠簸簸地着陆了，这是奉罗斯福之命专程从印度起飞前来接应史迪威脱险的。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将军手下只有几十名士兵，而将军本人正在全神贯注地写日记。他头戴旧式战斗帽，没有佩戴军衔和领章，只有那头花白的短发和威严的气派使人对这个瘦老头的身份不敢轻视。史迪威面容憔悴，眼里布满了血丝，当他弄明白飞行员的使命时，断然谢绝了总统的关心。此时，他惟一的想法是和中国军队一起离开缅甸，他认为这是作为指挥官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打算前往密支那，希望在那里找到中国军队。飞机走了，带走了多余的文件，带走了多余的参谋部人员，也带走了地面上人们的最后一线希望。

尽管史迪威一行拼命追赶，但始终没有赶上杜聿明的大部队，电台同他们联系不上，坏消息不断传来。当史迪威赶到温佐，得知杜聿明的大部队已经离去整整一天。他终于决定放弃继续追赶中国军队的徒劳举动，命令小队伍补充给养，然后转向西进，进入渺无人迹的森林。当天晚上，史迪威给华盛顿发去一份急电，报告自己的去向和方位，电报中首次提到在印度建立基地训练中国军队和反攻缅甸的设想。关于美国将军丢失大军只身逃往印度的种种非议便从这儿开始，其实，这正是他的明智之处。几天后，日军攻陷了密支那，彻底切断滇缅公路，意味着盟军失去了整个缅甸。

5月6日清晨，史迪威集合队伍，意外地发现许多陌生面孔：15名英国突击队员，2名医生、19个缅甸护士及由6人组成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9名印度、马来西亚、缅甸的厨师、勤杂工以及英国难民，其中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缅甸孕妇。包括那个即将出生的婴儿，一共115人。史迪威皱起了眉头。他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可避免日军追击但十分艰险的路，但问题接踵而来：首先，粮食即将出现恐慌，原来准备半个月的干粮，现在只能维持5天；药品早已没有补充；前面还有400多里路，中间横着大江和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他们必须每天保持40多里的速度，要赶在雨季前翻过大山，否则会被洪水、饥饿和疾病困死在原始森林中。有人提议把平民百姓赶走，特别是那些女护士和那个孕妇。史迪威发了火，挥动着拳头咆哮，绝不做这样可耻的事！他宣布不管军人还是平民，全都一样，“我们已经是个整体，只要我不倒下，我一定把大家带出这片森林。”

对史迪威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艰苦的行军，更是一次胜利的逃亡，失败的体验。他拄着一根木棍，挪动着双腿，用每分钟105步的军人标准步伐，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腐烂潮湿的落叶在脚下发出嘎吱的响声，密密的树枝、藤蔓、野草不时挡住去路。他几乎每走一段都要停下歇一歇，肝区的疼痛和胃溃疡不时发作，使他本来就不太强壮的身体更加虚弱。干粮快要吃完了，就靠采掘植物块茎和猎取动物充饥。由于不时迷路和山路的崎岖难行，队伍有时一天只能前进不到20里。昆虫、脚疱感染、离群的野兽和烈日袭扰着队伍。史迪威艰难地喘息着，内心无比焦急。当看到担任后卫警戒和收容任务的军官们一个个空着手，显得轻松自在，而士兵们却背着山一样的背囊时，史迪威当场宣布解除这些军官的职务，让他们都去抬担架。史迪威以训斥和完美无缺的榜样示范带领队伍不停地前进。他命令把食物定量减少一半，并指定专人负责食品分配。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为防备小股日军的侵袭，白天派出尖兵，晚上要求大家轮流值班。第13天拂晓，史迪威一觉醒来，发现帽子、眼镜、烟斗全被猴子偷走了。没了眼镜，走路很不方便，但他坚决拒绝坐担架和其他帮助，结果渡河时竟失足从三四米高的地方跌入河里。好在这个惊险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人们尚未赶到，将军已从浅滩上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午后，一架美国飞机发现了他们，天黑之前送来了必需的物资，并报告史迪威，这儿离印度边境仅有100多里了。晚上，缅甸孕妇生下一个男孩，整个营地为之沸腾。5月20日，队伍抵达印度英帕尔，这是撤退中惟一没有减员的队伍。

到达英帕尔的第二天，史迪威就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觉就好像是进了地狱”。史迪威始终关注着中国军队的命运，然而，他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杜聿明的第5军奉蒋介石之命，择道野人山回国。第200师承担着后卫的重任，由于在撤退途中与军部失去联系，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戴安澜中弹后不幸殉国，年仅38岁。与第200师命运截然相反的是第38师。面对严峻的现实，孙立人权衡利弊，毅然决定按照史迪威的命令，就近向西退往印度。他们历经艰险穿越茫茫林海到达英帕尔时，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却精神振奋，装备齐全，军容不减，所属3个团均保持着完整的建制，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大撤退中最惨的要数杜聿明亲自率领的远征军长官部偕直属部队和第22师。日军占领密支那后，几万大军慌不择路，涌入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很快迷失方向，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饥饿、疾病、道路断绝，每天都有人死亡和失踪。7月25日，疲惫不堪的这支队伍终于到达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雷多镇附近。

历时半年的缅甸战役终于以盟军免遭覆灭和胜利撤退宣告结束。这是世界上最悲壮的大撤退，中国远征军入缅兵力为10万人，伤亡总计6.1万人，其中竟有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伤亡或失踪的。

“乔大叔”的美式训练

从撤退到印度之日起，史迪威就发誓把反攻缅甸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到达印度后，他即着手制订收复缅甸的具体计划。经过反复修改，史迪威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提出反攻缅甸的军事计划，并根据美国陆军部的建议，取名“人猿泰山”行动计划。

“人猿泰山”原是20世纪30年代风靡美国的一部传奇电影，讲述一个被黑猩猩抢走的小孩如何在原始森林长大并成为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代号意味着未来在缅甸进行的将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原始丛林战争。它包括两个规模宏大的设想：第一，撤往印度的中国军队以收复缅北为目的的战争，与撤往中国境内的军队以收复怒江西岸的战争同时进行，最终全面收复缅甸；第二，随着战线的推进，一支庞大的筑路兵团将一条柏油公路从印度的雷多镇一直向东延伸，与通向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衔接；同时，铺设一条大口径输油管道，从印度加尔各答直到中国昆明。这条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抗战生命线将穿越古木参天、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跨过若干南北走向的河流和峡谷，经过的大部分区域当时还在日军的重兵占领之下，必须工兵开路，军队扫除小股日军，民工紧接着修路。因此，这场战争既不同于中国的山地战，也不同于欧洲的平原战，而是世上最为艰苦的丛林战。

史迪威意识到，实现反攻缅甸计划的第一步必须装备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尤其是丛林作战的经验和技能。因此，当杜聿明还在野人山中艰难跋涉时，史迪威就已数次前往德里，与英印政府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说服英国人把蓝姆伽划为中国驻印度军训练基地，并为中国军队提供住房、粮食和军饷。1942年7月，史迪威被任命为驻印军总指挥，这支军队由辗转撤往印度的孙立人第38师、廖耀湘第22师及第5军长官部共约9000人组成。8月26日，蓝姆伽训练中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开训典礼。史迪威对这支重新站立起来的部队寄予厚望，取名为“X”部队。X是未知数，可以很大很大，也可以很小很小，而他的目标，则是带领大家书写一个很大很大的X。

在蓝姆伽训练中心，史迪威建立和使用了一套与中国传统训练完全不同的新制度。全套武器是美式的，驻印军战士的衣服、帆布腰带、帆布吊被带、帆布背包、水壶、帆布子弹带、帽子、钢盔和军用皮鞋全部统一配给。中国军队接受的是全方位的美式军事训练，300名教官是史迪威精心从美军中挑选出来的，其中不少毕业于西点军校。训练计划规定，中国官兵分开受训，步兵受训的内容包括队列操练、战术理论、武器操作、防空防弹、格斗术、丛林作战、侦察捕俘、反坦克战斗等；军官受训的内容包括队列操练、体格训练、战术指挥、无线电联络、步兵、炮兵、坦克协调系统、地空协同系统、反空降战术等等。这种训练正是现代战争所急需、中国军队急待补上的一课。此外，所有官兵都要学习战地卫生和医疗救护，以便在战场上互救或自救。

军训无疑是艰苦的，由于翻译人员缺乏，训练主要通过肢体示范进行。中国人善于模仿，加之复仇的火焰，使中国士兵格外刻苦。许多人不到一周就学会使用枪炮，半个月就会摆弄野战电话和无线电收发报机，习惯了戴防毒面罩，普遍提高了射击精度，掌握了使用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炮及其他新武器装备的方法和丛林作战的技巧。

能再次从事训练部队的工作，史迪威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天清晨，中国官兵都会看到一张晒得通红的脸掩映在大盖帽下，双眼注视着他们操练。有时候，他会走到某个连队前，亲自喊口令，直到满意为止。实弹射击时，他常常耐心地卧倒在士兵身旁，为他们示范校正瞄准点。强化训练是史迪威的信条，他相信，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加大训练量”是他的口头禅。对高质量的追求有时也会使他变得严酷无情——假若他对某团哪一天的训练成绩有疑问，他会夜半三更紧急集合，亲自过目验收，然后才会放心地躺到他的行军床上去。中国官兵常常欣喜地发现史迪威为他们自豪的眼神，可是这位以严格训练著称的总指挥接着便会装出一副毫不稀罕的样子，冷冷地说：“马马虎虎，我的孩子，你们还得多多练习。”史迪威把中国士兵看成自己的孩子，而士兵们则亲昵地称他“乔大叔”。

1943年下半年，许多大后方热血青年学子纷纷加入驻印军，成为技术兵种的骨干。蓝姆伽军营一天天热闹起来，应征入伍的爱国知识青年不仅充实了驻印军的数量，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素质，给蓝姆伽兵营注入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补充，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队改编为新1军。整个军部人员只有40多人，军部下辖新22师、新38师，每一个师的兵源均达到12 000多人。缅北反攻战开始后，又配属给新38师1个战车营和1个重迫击炮连，后勤、通讯、卫生等设施也大为改善。

在对中国驻印军强化训练的同时，史迪威着手重建计划中的滇西远征军即“Y军”。他计划中国军队最后缩编为大约100个满员师，作为核心力量的头30个师在昆明接受美式武装，经过强化训练后担任Y部队主力，即盟军从东线夹击日军的突击部队。最终，以收复怒江西岸为目的的Y军将与以收复缅甸北部为目的的X军会师，达到全面收复缅甸的目标。

“这条路通向东京”

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后，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一条滇缅公路。英美等国的援华物资，除通过有限的中印航空运输线外，几乎都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然而，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最终切断了滇缅公路。而在严酷的高原雪山自然环境下，通过“驼峰航线”的美国空运力量也相当有限，必须另辟一条补给线。这就是“人猿泰山”计划的任务之一：在缅甸大反攻的同时，修筑一条从印度雷多镇向东延伸的柏油公路，翻越野人山，进入新平洋，穿越胡康河谷，然后南折孟拱河谷，通向密支那、迄八莫，与通向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衔接。

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进行了1个月的勘查，测定这条要穿过一座海拔达1800米山岭的边远公路，是一项比开辟空中航线还要艰巨的工程。但率领成千上万的工兵和民工集合在印缅边境，冒着日军的炮火实现规划中的宏伟蓝图，已成为史迪威不可更改的决心。经过若干个日日夜夜的苦读与咨询，他终于编织起计划框架，所提出的中印公路具体实施方案得到了工程专家们的认可。

公路于1942年12月10日破土动工，源源不断的筑路者和筑路机械由火车运送到雷多。史迪威在雷多的办公室安顿于停在岔道上的生活列车内。车厢里摆了两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个可供取暖的铁皮火炉，墙上贴满了地图和报表。电话机旁放了一台菲利普牌的收音机，另有一部老式电唱机。史迪威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坐在车厢里不停地发指令、批文件。为保证施工的安全，1943年初，史迪威命令驻印军新38师114团执行修筑公路的警戒任务，军队保持在距筑路队一天行程的前方地带。2月28日，先头部队越过了印缅边境，这天刚好是滇缅路枢纽腊戍失守10个月。筑路部队在边界上竖起一块路牌，牌上用英文刷着两行醒目的油漆大字：“欢迎来缅甸！这条路通向东京！”

1943年3月10日，史迪威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将主持中印公路奠基仪式。过去的半年里，他曾为反攻缅甸计划的实施、为这条公路的修筑而绞尽脑汁，在中美英三国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苦苦挣扎，现在他可以扎扎实实着手办一些实事了。

中美工兵部队和印度、尼泊尔、藏族劳工7000多人投入施工。工程指挥部趁旱季气候干爽，采取昼夜轮班作业，人停机不停，筑路以平均每天3-5公里的进度向前推进。中国驻印军工兵团承担了开路先锋这一最苦、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差事。他们首先得小心翼冀地清除地下满布的地雷，然后一手拿刀、一手拿枪，全凭人力，一刀一斧地砍，一镐一镐地刨，一点一点地炸，从那密密匝匝的参天古树密林中撕开一道缝来。没有什么钟点，从天亮干到天黑，一双手套顶多用一天。许多人两手都是血泡，血将刀把都染红了。同时，还要面临小股日军的突袭，随时可能流血牺牲。

10月29日，新38师114团一举攻克了从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的门户新平洋，筑路工程紧跟反攻大军向新平洋推进。12月27日，公路比预计提前4天修到新平洋，由55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满载着作战部队和各类物质由雷多开抵新平洋。这段公路全长约187公里，为反攻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印公路不断向前延伸，直至1945年初在云南畹町与原有的滇缅公路相连。

扫荡胡康河谷

胡康河谷是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的总称，它位于缅甸最北部，与中国、印度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1943年1月，史迪威便任命孙立人将军为前线司令官，担负消灭盘踞在野人山及胡康河谷之敌、掩护修筑首段中印公路的任务。第114团先遣部队从印缅边境出发，向东推进约60公里，到达新平洋附近的隘口，进入人烟稀少、地形复杂的野人山，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极为艰险的丛林战。

担负缅北地区防务的是日军第18师团。该师团是日军的王牌部队，其前身是臭名远扬的久留米师团——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长期的热带丛林作战经验，使其在日军中享有“常胜师团”和“丛林作战之王”的盛名。早在中国军队蓝姆伽训练期间，该师团就在野人山占据有利地形，囤积粮弹、修公路，扼守重要山头，构筑坚固工事，使之要塞化，十几里长的隘路到处埋有地雷。

1943年9月，中印公路修至南荣河畔，由梅利尔准将指挥的美军加拉哈德突击队约3000人也来到缅北前线。按史迪威的部署，驻印军新38师、新22师离开训练营地蓝姆伽，迅速前进到雷多集结。10月20日，前哨战在新平洋以西无名高地打响。29日，新编第38师第112团一举攻占了胡康河谷前沿阵地新平洋和大洛西北战略要地瓦南关，揭开了缅北大反攻的序幕。10月末，主要战斗进展到大龙河和大奈河交汇点和它以北的沙劳、临宾、于邦及大洛盆地以北的拉家苏。经过约1个月的周密布战，又取得了临宾之战的胜利。

当X部队打入缅甸北部，在枪林弹雨中夺回一座又一座叫不出名字的城镇与村庄时，史迪威也早就打定了主意，每天都和他亲手训练的士兵们一起呆在前线。1944年1月，日本人被驱逐至更为南方的地区。此后的10多个月里，史迪威除因事赴德里或重庆外，总是呆在缅北前线。在临时指挥所里，一只粗木箱成了他的办公桌，两根柳条编成的椅子是室内仅有奢侈品，修面和洗脸用具是一个钢盔，吃饭则与其他人一起排队，从一个大饭桶里盛起与普通士兵一样的饭菜。他身穿战士服，背一支卡宾枪，森林刀、手榴弹、背包样样齐全，始终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老兵，出没在前线指挥所和阵地战壕。

每天清晨，史迪威都要步行数小时去团一级的指挥所看看。一路上，他仔细研究并记住一些小路的走向、地形特征和村庄的分布，晚上便在微弱的灯光下绘制地图，并在图边注明部队每一个行动和每一次战斗的情况。无论大小胜仗，他总是很快出现在前沿阵地或让无线电送去他的嘉奖和表彰。他非常善于鼓舞士气。战斗前夕，他向全体官兵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报仇雪恨的日子。你们要狠狠地揍鬼子，我就站在你们后面，前进！”短短几句话，使在场的官兵个个义愤填膺，斗志高昂。

同时，史迪威对处于最底层的士兵往往给予特别的关心。当他看到中国士兵卷起树叶当烟抽时，感到隐隐心痛，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香烟分给他们。他坚持把受伤的士兵运回野战医院治疗，还用飞机把重病号送到雷多的总医院。当院长抱怨缺乏斑疹伤寒病房的电扇时，他马上给德里的副手们去电报，让他们及时送来150个吊扇、60个落地扇和11台空调，于是，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居住的帝国饭店的电扇、空调被一扫而空。

史迪威家里好几个成员都在缅北司令部，儿子小乔是情报处处长，两个准女婿都在中国部队中担任联络官。艰苦的战斗消耗着史迪威的精力和体力，常年累月的胃病和肝区疼痛也无情地折磨着他，使他不得不为此付出比常人更大的代价。正如他夫人威妮所描述的那样，“很少有人像史迪威那样，带着一只几乎失明的眼睛度过了他绝大部分戎马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弹药库爆炸，严重损伤了他的左眼，造成了瞳孔变形，并发展为白内障；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非常糟糕，看不清3英尺外的一个手指，需要长期佩戴眼镜。在重庆艰难的日子里，在缅甸丛林战斗期间，照明设备不足，他常常不得不伴蜡烛工作。他对工作的酷爱和力求尽善尽美，完成任务的执著精神使他的右眼负担过重而受到损害。他的一大愿望就是在他的使命完成之前，他的眼睛还能看见他本人的形象。”

1943年12月28日新编第38师完全占领于邦后，缅北的整个战局开始转变。中国军队越战越勇，节节推进。1944年2月9日，孟阳河战斗取得胜利。在一支具有非常规军事色彩的美军武装力量的配合之下，3月5日，新22师主力一举攻克日军在胡康河谷的核心据点孟关。9日，中国驻印军完全攻占瓦鲁班。瓦鲁班战役是中国驻印军自发动缅北战役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日军第18师团遭到歼灭性打击，在胡康河谷的防线全面崩溃。15日，胡康河谷之残敌全部被肃清。

3月29日晚，新22师与新38师部队互相策应，一举攻克沙杜渣，守敌大部被歼。此后，中国驻印军控制了坚布山要隘，打开了通往孟拱河谷的门户，标志着胡康河谷战役胜利结束。这为中、美、英三大盟国在中缅印战场的全面反攻和加快修筑中印公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路奇迹般地蜿蜒南下，简易机场、医院、物资供应点和机动商店以及加油站等附属设施也沿线拔地而起。

穿越孟拱河谷

光阴冉冉，史迪威来到中缅印战区已经两年了。1944年3月19日，他迎来了自己61岁的生日，让他惊喜的是，荒山上，人们居然做了一个很大的巧克力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写着：“祝乔大叔生日快乐。”史迪威穿着一件旧毛衣，用力把蛋糕切开，分给列队从他面前走过的官兵们。

天空浓云密布的不祥之兆预示着1944年雨季将提前到来。史迪威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攻占密支那。要实现这个目标，除继续向孟拱方面急追日军第18师团外，还需采取其它特别手段，即在正面的中国部队越过山岭进入孟拱谷地，进攻加迈，发起孟拱河谷战役的同时，秘密派遣一支突击部队穿过丛林奔袭密支那飞机场，为攻占密支那打下基础。这便是史迪威的“眼镜王蛇”行动计划，是他在缅北作战中最大的一次冒险计划。

执行“眼镜王蛇”行动的特遣队很快编成，除美军外，还包括4000名中国军人和600名克钦族突击队员。4月28日，驻印军第50师第150团和新编第30师第88团与美军加拉哈德部队会合，组成中美突击支队，向密支那进行长途奔袭。按照史迪威的命令，突击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穿插到密支那附近地区。

特遣队出发时曾和史迪威约定，在离目标还有48小时路程时，向运送增援部队的飞机发出信号。史迪威赶到孟拱河谷，焦虑不安地等待着信号。他面容憔悴、苍白，许多天里他都心力交瘁到只能在日记中写下“病痛”一词。当他觉得自己有体力视察X部队的前线指挥所时，每一次努力都令他更加虚弱，“爬上山上的指挥所，精疲力竭……没有风，腿也不属于自己……当我蹒跚而入的时候活像一个老头子”。他在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睡眠也比以前每晚四到五个小时更短。”一到白天，由于持续不断的胃部痉挛和小腹剧痛而遭受折磨，惟一能够支撑他站直身体、继续前行的力量是他的使命，这一使命是他所指挥的“士兵们能够理解，而远在华盛顿、伦敦和重庆的官僚们永远也无法明了的”。

14日，史迪威终于收到了信号。16日晨，新平洋机场一片忙碌，所有飞机都加满油箱，战斗机亦随时准备出动，滑翔机进入跑道，牵引车爬来爬去，2万名中美官兵整装待发，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5月16日延续到17日的盟军飞机大空袭，终日轰炸密支那市区的军事设施。5月17日上午，好不容易等到空袭结束，机场的日本兵爬出工事，全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枪口之下。下午3点30分，无线电台传出史迪威盼望已久的暗号：“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意为密支那机场确实占领，运输机可以着陆。史迪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翻开日记迅速记下“欢呼”一词。

6月16日，驻印军大部队向通往孟拱、密支那道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加迈发起总攻。孟拱前线战斗日呈白热化，敌人拼命反扑，甚至投入大批坦克。史迪威将所有预备队投入战场，并亲自指挥了一场坦克歼灭战。当日军数十辆九七式坦克出现在孟拱河谷东岸向驻印军阵地进攻时，他一声令下，所有重炮群对准敌人坦克群一齐射击。孟拱河谷炮声隆隆，浓烟冲天。恶战一天，日军坦克多半被击毁。23日，第114团主力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对孟拱发动总攻。全体官兵奋勇冲杀，突入市区，与日军发生巷战。24日黄昏，攻占城区一部及火车站，占领了位于城西的大铁桥，切断了守敌的退路。激战两昼夜，于25日下午5时完全控制了孟拱城。

驻印军攻占孟拱，拔掉了日军在孟拱河谷最后一个据点。史迪威兴奋地拍来了电报，祝贺这一胜利。此后，中国驻印军第一期攻击目标是密支那；第二期攻击目标是八莫、南坎、腊戍；第三期攻击目标为曼德勒，最终把日军全部赶出缅北。中印公路从瓦拉渣经加迈至孟拱一段，因旧路地势低注，无法修缮，于是从瓦拉渣起，另选新线修筑至密支那。这时，中国驻印军已发起缅北反攻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攻占密支那。

鏖战密支那

对于密支那城的攻占，远远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攻占密支那机场后，梅利尔准将没有乘守敌兵力薄弱、防线动摇之际，迅速调动后续部队，扩大战果，而是分割使用兵力，使日军得以喘息，调整部署、增调兵力、实施反击。

5月19日自拂晓起，盟机轮番轰炸，中美联军四路出击，开始了争夺密支那火车站、控制地面交通线的战斗。但盟军指挥官在作战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如在作战初期对敌情的判断不准确，指挥不果断，未能及时把握战机；中美联军的指挥系统不统一，各部队特别是中美军队之间的协同不充分；部分参战部队训练不够，缺乏热带丛林作战的经验和攻坚能力等，延长了攻城的时间，使中美官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0日至22日，盟军轮番轰炸扫射，但密支那军队指挥系统紊乱，地面部队不但毫无进展，而且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利用坚固的工事和中美联军指挥上的失误，顽固抵抗，硬将奇袭扭转成长期胶着之阵地战，争得了补充兵源的时间。得到增援的日军不仅加强了地面的抵抗，而且拼命进行对空拦击。从5月23日到7月中旬，密支那郊外的战事像拉锯式地进行着。中美联军的攻击部队在长约7.5公里正面防线上，从北到南把密支那守敌夹在伊洛瓦底江和中美军弧形包围之间。当时的中美联军既无足够炮兵，又无坦克支援，只能借助轰炸机的配合进行攻击。战斗在距城5公里左右的小山头和村庄里进行，每天与日军争夺30米至50米的阵地，双方均遭到巨大伤亡。

史迪威作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多次亲临密支那前线了解战局的进展，调整作战的部署。7日13日，史迪威第四次更换的将领韦瑟尔斯下令向密支那守军发动总攻，这次进攻是在最大限度的空中支援下进行的。中美军队反复冲击，不惜重大代价，直到7月15日，终于夺取郊外各据点，逐步缩小包围圈。7月16日晚，开始逼向市区。17日以后，中美联军各部队继续掘壕攻击，进入街市巷道战斗。20日至24日，攻城部队的兵力进一步增强，继续逼近敌军阵地。31日，中美军各部再次联合进攻，逐步推进。密支那街区昼夜枪声不断、火光冲天，敌我双方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场面极为惨烈。8月2日清晨，中国军队向死守在市中心的残敌发起最后冲击。5日，第150团完全攻占密支那市区中心，除密支那北边近郊美军防区仍有少数残敌乱窜外，整个密支那已为中美军所占领。

自中美混合突击支队4月26日开始长途奔袭密支那机场，到8月5日完全攻占密支那，历时整整100天。密支那之战由长途奔袭战转为持久攻坚战，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打得最为艰苦激烈的一场战斗。来之不易的密支那胜利，使缅北战场的局面为之一新，盟军战局全盘皆活，形成了壮丽的大反攻局面。在密支那鏖战之时，自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一路已占据片马，沿公路向密支那进发，与中美联军会师；一路则克复龙陵，威逼腊戍，不仅包围了瓦城，对八莫也形成钳形攻势；中国军队在缅北、滇西的作战连成一气，完全掌握了缅北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导致日军在滇西、缅北防御体系全面崩溃。

对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祝密支那的胜利》的社论，指出“这一辉煌的胜利，是由于史迪威将军的卓越指挥，也是由于盟军将士协同一致，英勇效命所取得的成就”。社论盛赞史迪威将军“胆识过人的战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同时认为“史迪威将军的打通援华路线的战略，浸透了史迪威将军对华的浓密友情”。

密支那战役后，史迪威个人威望显著提高，并接到调离前线前往设在康堤的东南亚司令部上任的命令，罗斯福总统下令将他由三星中将晋升为四星上将。

中国驻印军官兵在密支那战役中不畏艰险、不怕挫折、英勇顽强、坚忍不拔和出色的战绩，使史迪威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士兵，也增加了对中国将领指挥能力的信任。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那些士兵在这里的英勇作战，使中国人得到了鼓舞和勇气。此次作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第一流强敌而胜之的作战。”接着，他满怀深情地写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对粗劣的食物，艰巨的任务，负伤生病和缺乏乐趣的生活习以为常，又能以一些琐碎的小事说笑逗趣，在最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也能高高兴兴的。如果有信得过的军官，中国士兵跟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都乐意。”他更加坚信自己早已形成的论点：“中国士兵能打仗，只要领导得当，他们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

离开眷恋的热土

伴随两次率军入缅作战的艰苦过程，围绕军队指挥权、援华物资分配权和指挥并装备共产党军队等一系列问题，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一再爆发。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豫湘桂大溃败，美国政府要求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全权时，蒋史矛盾终于总爆发了。为了战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从而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史迪威事件”。

10月19日，史迪威意外地接到美国总统签署的回国命令。按照军部要求，史迪威必须尽快离开重庆。他向有关人员致函告别，以十分沉重的心情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

J．W．史迪威

美国将军

他在致重庆《大公报》的告别信中写道：

亲爱的总编先生：

在本人即将从中国战区解职离任之际，请允许我请求您向中国人民表达我对他们英勇斗争取得成功结果的最良好祝愿。我一向尊重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和优秀品质，并以有幸同他们短暂合作为荣。我但愿我自己为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他们的夙愿而尽了微薄之力。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我痛惜我再也无法同中国人民共同作战，使中国自由和强大。然而我深信他们可以一如既往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我还相信我们两国的友谊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真诚的，

J ．W．史迪威

美国将军

22日7点15分，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机舱里的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记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9点，飞机到达保山，史迪威到萨尔温江前线司令部多恩的指挥所看望了中国远征军的军官。下午5点，在密支那向苏尔坦将军交待驻印军作战的有关事项。直到26日，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中缅印战区，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这片他深深眷恋和战斗过的热土。

史迪威抵达美国前夕，《纽约时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以4大篇幅全文发表了由重庆返回的记者布鲁斯·阿特金森撰写的史迪威被召回内幕，引起国际舆论大哗。

11月3日，史迪威的专机在被军警严密封锁的华盛顿军用机场降落了。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和马歇尔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为躲避新闻界的跟踪，总统没有接见史迪威，他也不可能发表任何声明，他的朋友和军界的支持者马歇尔也只能趁天黑到寓所看望他。第二天一早，史迪威和妻子从华盛顿横越美国回到加利福尼亚卡默尔的家。宪兵们对他进行保护性的看管，因为处处都有手持笔记本和麦克风的记者跟着他，随时准备记录他要讲的一切。但史迪威还得继续保持缄默。

1945年初，让史迪威欣慰的消息从东方传来——中国远征军自在滇西发动攻势后，经过数月艰苦作战攻克了松山，紧接着攻克腾冲、光复紧挨滇缅线重镇龙陵，之后挥师芒市、畹町，收复沦陷两年的滇西国土，把日寇驱逐出了中国国境。缅北方面，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经过2个月的休整，由密支那向东冒雨进攻，攻克八莫，与远征军合围南坎，在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芒友会师后，中印公路完全打通，全长1800多公里。不久，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颁发命令，正式确定了“史迪威公路”的命名。2月10日，史迪威荣获美国最高级的“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以表彰他在打通中缅通道中所作出的“异常艰巨的功绩”。

史迪威深深地思念着中国，十分渴望重新回到中国。1946年，他以看望北平老朋友的名义，通过正在中国访问的马歇尔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却遭到断然拒绝。借口是：在国军进驻北京以前，史迪威将军的访问可能被共产党利用。这位深深怀念中国的美国将军终于没能再见到中国的锦绣河山。

1946年8月，史迪威的妻子发现他身体状况有了变化，显得“消瘦、脸色不好”。他觉得乏力，还感到手脚冰冷，有时还头晕目眩，体力不支，几次昏睡在椅子上。经过化验，医生发现他肝部有可疑的东西。9月28日，史迪威住进莱特曼美国陆军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惟一的心愿便是重新成为一名战士，回到他的兵营去。10月11日，美国陆军部长满足了史迪威这一渺小的愿望。

1946年10月12日中午11时，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63岁。按照他的遗愿，没有举行公葬，骨灰撒在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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