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兰·巴特对西方人文科学的批判

文玲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从1956年9月为《神话集》撰写长篇后记《今日神话》到1967年初出版《时装体系》，在这十年间，罗兰·巴特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符号学，将索绪尔在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以寥寥数语构想的符号学第一次发展为一种真正的社会符号研究。这一时期巴特相信语言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语言理性能以真理之名建构现实，并赋予这一现实“自然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本质属性，通过建构一个个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的理论体系，对“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在这之后，巴特称对这种科学符号学进行了修正：首先，巴特不再相信符号学的科学性，而且也不期待符号学会是一种简单的科学，一种实证科学。其首要理由是符号学，也许今天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符号学，要去质问它自身的话语。换言之，科学并不承认安全区域的存在，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其次，巴特认为符号学必须攻击西方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1](6−7)因而，巴特希望产生一门想象的科学。在《罗兰·巴特自述》中，他写道：

总是想到尼采，我们因为缺少灵活性而是科学家。——相反，我却借助于一种空想在想象一种戏剧性的和灵活的科学，这种科学向着滑稽地推翻亚里士多德命题的方面发展，而且他至少在刹那间敢于想到这一命题：只有区别，才有科学。[2](141)

为什么科学就不能具有产生幻想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