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前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如何在控制税收征纳成本的同时,提高税收遵从度是各国税务机关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或地区的税收管理成本①和税收遵从度存在极大差别。2007年OECD主要国家的税收管理成本在0.41%~2.41%之间[1],而同期我国则为6%左右(第一财经,2008),税收征收成本远高于OECD国家。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遵从度的一个重要指标,1990~2000年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12%左右[2],说明逃税始终是我国税收征管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公民纳税意识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降低税收管理成本,促进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而且必将极大地推动和谐税收的建立。
自20世纪70年代起,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以Allingham-Sandmo(1972)[3]模型为代表的经典税收遵从理论认为,逃税程度是逃税者被查获的概率和惩罚力度的函数,且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这个模型受到许多后来研究者的批判[4],其根本原因在于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该模型过高地估计了逃税程度。有研究显示纳税意识是影响遵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5,6]。Torgler et al(2009)[7]的研究显示,社会制度质量、公民纳税意识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Lassen(2007)[8]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地下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腐败会削弱纳税人的纳税意愿。但对纳税意识与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我们仍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