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际元话语的对比分析

方英

(浙江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语篇可以表达两个层次的意义:主体话语和元话语。元话语是用来组织语篇、引导读者、表明作者态度的语言手段，即“话语之话语”，包括篇章元话语和人际元话语。目前对人际元话语的研究集中在几个子类，如模糊限制语[1-2]，情态标记词[3-4];元话语的汉英对比研究尚不多，对医药说明书元话语的研究也止于篇章元话语的对比研究[5]54-59。本文通过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人际元话语使用的对比分析，综合考察社会语境、体裁、语用、社会文化因素对医药说明书中各类人际元话语使用的影响和限制，探究和阐释其人际元话语使用的差异与共性。

一、分类体系

本文沿用方英(2009)所采用的分类体系，将人际元话语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强势语(emphatics)、态度标记词(attitude markers)、关系标记词(relational markers)和人称标记词(person markers)五大类[5]55。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

本研究主要采用共时的研究方法，结合定量分析。语料取近期英美国家和中国大陆不同药品医药说明书样本各10份。英文样本总字数23596，篇平均字数2360;中文样本总字数15324，篇平均字数1532，篇幅大致相当。英文样本中有抗生素药品6例，拮抗剂1例，皮肤病类1例，肝病类1例，其他药品类1例;中文样本中有抗生素药品4例，拮抗剂1例，皮肤病类1例，肝病类1例，其他药品类3例，样本内容基本相似。

统计分析分3步:(1)确定文本中各类元话语手段及其数目;(2)计算文本中各类元话语手段的总数目、人际元话语所占比重、每千字各类人际元话语手段使用的数目;(3)分析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际元话语使用数量与总比重的异同。所有的元话语手段均经过3次人工重复识别，尽可能减少内部误差。

三、统计数据结果

表1 医药说明书元话语的数据统计

由表1可知:(1)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篇章元话语数量均远胜人际元话语。(2)人际元话语子类下，英文医药说明书使用最频繁的元话语手段依次是模糊限制语、关系标记词;中文医药说明书依次是关系标记词、模糊限制语。(3)英文医药说明书其他人际元话语使用频率依次为态度标记词、人称标记词、强势语，后两者几乎不被使用;中文医药说明书依次是态度标记词、强势语、人称标记词，强势语使用具一定频率。

四、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际元话语使用的对比分析及解释

(一)共性及其解释

从以上对比可知，中英文医药说明书元话语的使用有相似之处:(1)篇章元话语数量远超人际元话语。(2)人际元话语子类下，模糊限制语和关系标记词使用较频繁;态度标记词使用较少，人称标记词的使用频率几乎为零。对此，如何解释?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释，可参考方英(2009)[5]54-59，这里不再赘述。重点解释第二个问题，从社会语境、体裁、语用三方面入手分析。

社会语境方面，Fairclough认为，文本的塑造大致由两类力量引起:一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活动;一类是社会主体，即社会事件所涉及的人[6]。社会结构和话语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社会结构决定话语，同时又是话语的产物[7]。Hyland也认为:语言内嵌于社会现实，同时也帮助构建社会现实[8]87。中英文医药说明书均源于临床病理实验和病理报告，涉及文本作者和患者或读者，文本作者是药理知识的传播者和服药行为指导者，相对处于权势优势地位。

体裁方面，Bhatia认为“交际目标是认定和区分从属体裁一个非常可靠的标准”[9]。从交际目的看，中英文医药说明书都是为了向患者或读者传达药理学知识，指导他们如何服药，如何药物贮存等。由此，该类文本要传达两类信息:第一，专门药理知识;第二，对读者或患者的指示[5]57。体裁理论学者将文本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置于语言使用的中心，并认为成功的文本体现作者的读者意识和语境意识，特定的体裁有其动态的语言、语境、修辞特征[8]88，这样的特征也会体现在元话语手段的选择上。

语用方面，日常对话中，语用交际双方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书面语中，交际双方即为文本作者和读者[10]。交际双方会选择适当的语用交际策略使交际顺利进行，对此，Brown＆Levinson[11]构建了一个模型人(Model Person)系统，模型人具有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即不受妨碍的愿望，与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即某些方面获认可的愿望。模型人会衡量三个变量来选择面子伤害最小、回报最优的行动，三个变量是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权势差别(P)、负担(imposition)的等级(R)。一般而言，D、P、R的值越小，面子伤害越小。

模糊限制语“兼具认识和人际功能”[12]，它一方面通过或然性使命题意义表达更加准确，另一方面，这种或然性的表达可以规避可能的反对意见，减轻对命题意义真值或行为合理性的责任。就社会语境而言，医药说明书源于临床病理实验和病理报告，实验有误差，报告也有例外情况，因此，结果的或然性不可避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亦不可避免。体裁方面，传播药理知识要客观、准确，需表明或然性;指导者角色需具备相当的说服力，能规避受众(患者或读者)可能的反对意见，模糊限制语恰好能完成这个任务。语用方面，文本作者执行其交际任务时，要衡量前述D、P、R三个变量，选择面子伤害最小、回报最优的行为:假定D、P恒定，回报最优的行为即降低R，减轻文本作者对药理知识真值和指令合理性承担的责任，显然，模糊限制语切合这一语用要求。因此，社会语境、体裁和语用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中英文医药说明书必然大量使用模糊限制语。

关系标记词明确面对读者，使读者成为话语的参与者;它包括“第二人称代词、祈使语(imperatives)、问句和打断话语进程的插入语”[13]。就语用策略而言，在交际双方权势差别较大(P)、交际行为一致(R)的情况下，缩小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面子伤害最小，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将读者纳入语篇情境中，大量使用关系连接词。值得关注的是，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使用最多的关系标记词是祈使语(英文医药说明书占85.9%，中文医药说明书为100%)，对此，如何解释?Swales等学者指出，祈使语“多用于说明书、课本和其他交际双方权利不对等的书面文本中”[14]。袁毓林也认为，祈使语可用来命令、建议、指导、要求或禁止听话者做某事[15]20-21。因此，祈使语作用如下:(1)表明交际双方权势不对等;(2)执行命令、建议、指导等交际功能;(3)体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互动。医药说明书就其社会语境而言，文本作者均处于权势优势地位;就体裁而言，文本具指导性功能，交际双方互动明显。因此，大量使用祈使语也是文本语境、体裁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称标记词，即第一人称及其主有形容词，令文本作者在文本中“直接亮相”。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称标记词的使用频率几近为零，同样是其社会语境、体裁和语用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医药说明书文本作者不是药理研究者，也不是医生。英文医药说明书语料中唯一一例人称标记词可印证之:

(1)Your physician has determined that this product is likely to help your personal health...We have included a convenient check-off chart to assist you in keeping track of medication sprays used.

上例“physician”和“you”表明交际一方涉及读者和医生;因此交际另一方we非读者、非医生，“product”“medication spray”这类非药理专业词汇表明we亦非药理研究者，文本作者多数时候实际上担当“代言人”的角色:药理研究者/医生的代言人。因此，这里we即褪去了“代言人身份”的文本作者自身。“代言人”身份决定作者尽量“隐去”自身，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尽量不用人称标记词。由此或许可以认为，医药说明书文本作者的权力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药理研究者和医药工作者赋予的。文本作者隐去自身、充当“代言人”，可减轻R即其对文本信息的责任，减轻对面子的威胁。此外，文本作者的“代言人”身份，决定其必须忠实传达药理知识、按专业人士的要求指导患者服药，回报最优的行为也是降低R，即通过避免明确表达对概念、行为或命题意义的态度、感受，减轻对文本信息的责任，从而在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态度标记词并不多见。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语境、体裁和语用特征能限制和影响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人际元话语手段的选择和使用;相似的社会语境、体裁、语用交际策略使其人际元话语的使用呈现一定程度的共性。

(二)差异及其解释

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人际元话语使用的差异为:(1)英文医药说明书使用模糊限制语多于关系标记词，中文医药说明书反之;(2)中文医药说明书中有少量的强势语，英文医药说明书中强势语使用频率为零。

之前的分析表明，交际双方的权势差异作为社会语境的一部分，必然影响文本中人际元话语的选择和使用;权势差异与文化差异直接相关，从而文化差异必然影响和限制文本中人际元话语的选择和使用。跨文化研究学者Linell Davis[16]和Hofstede[17]用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来衡量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平等观念:在等级制被认为是自然性或重要的文化中，人与人不平等，权力距离大;反之，则属权力距离小的文化。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形态中，信息自上而下传递，居高位者作决定、发布指令，居低位者遵从决定和指令[15]223。从而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权力优势者对信息的真实性和指令的合理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被认为是权力距离大的文化[5]58;英美国家则被认为是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异质文化文本D、P、R值的差别上，使语用策略呈现差异，进而影响文本中人际元话语的选择和使用:英美国家属权力距离小的文化，D、P值相对较小，使用模糊限制语时，医药说明书文本作者可降低R“规避责任”，语用回报最优，从而使用频率较高;使用关系标记词可进一步减小D值，但P值相对增大，R并未降低，语用回报显然不及模糊限制语，从而使用频率低些。中国属权力距离大的国家，D、P值较大，R降低有限，从而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使用关系标记词时，P值即使增大，缘其值原本较大，相对增量较小，D值则相对减量增大，R值相对稳定，语用回报很可能高过模糊限制语，从而使用频率更高。

强势语用以强调语势或作者对信息的肯定。中国属权力距离大的文化，权力优势地位者对信息真值和指令合理性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中文医药说明书允许R升级，作者能肯定文本信息真值。但这样D、P、R值极大，对文本作者面子威胁极大，因此使用频率极低。英美国家属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信息并非单向的自上而下传递，即使权力优势地位者亦无法对信息真值负全责，无法肯定医药说明书信息，强势语使用频率为零。

由此可见，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际元话语的使用差异主要是文化差异和由此而产生的语用策略差异所致。

综上所述，体裁、语用及社会文化特征能限制和影响文本元话语手段的选择和使用。中英文医药说明书人际元话语手段使用的相似之处是相似的社会语境、体裁、语用交际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差异乃两种社会的文化、语用差异所致。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润清先生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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