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创新精神的张从正学术思想探析*

张 淼，杨卫彬，王 彤△

(1．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2．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

具有创新精神的张从正学术思想探析*

张 淼1，杨卫彬2，王 彤1△

(1．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 100029;2．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发展中不同的学术流派的争鸣和相互渗透，使中医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学术特色。金元时期正值中医学术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这个时期有不少的流派诞生，成为推动中医学进步的力量源泉。张从正创立的攻邪学派，也成为中医药学术百草园中的一支奇葩，为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从正;学术思想;攻邪学派

张子和，睢州考城人，名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出身于世医之家的他，受家族习医的影响，幼年就开始研习医术，贯通《难经》、《内经》、《伤寒》之学，融会《千金方》、《本事方》之论，远绍扁鹊之思想，近受刘河间火热论学说的影响，勤求博采，总结自己及民间的治疗经验，论病首重邪气，主张治病以祛邪为先，邪去则正安，擅用汗、吐、下三法祛病邪，形成了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为攻下派的宗师。

张从正一生著述甚多，主要以《难经》、《内经》、《伤寒》为源，在刘完素寒凉学说的基础上，创建攻邪理论，自立一派。主要著作《儒门事亲》、《心镜别集》、《张氏经验方》、《三复指迷》、《秘录奇方》、《汗吐下法治病撮要》等，至今得见的著作仅有《儒门事亲》及《心镜别集》两部。从张氏的著作中，体现出很多独到的学术观点与治疗方法，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治法，也成为张从正有别于其他门派、自创攻下派的基石，以下将以试述其中一二。

1 提出“病由邪生”的发病观，创立攻邪理论

张从正认为，疾病产生的原因与病邪有关，邪之所来，或由外而侵，或由体内变化而成，邪留于体内而不去，故病所以生。无论是由外而来的六淫，还是由内而生的七情、病理产物，张从正将它们统称为“邪”。正常情况下，天、地、人之气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必须条件，是正常的生理之气，一旦六气、六味太过，即变为邪气，是人体发生疾病的原因。张氏按邪气的不同发病途径，分为天、地、人三类，这就是张氏提出的“三邪理论”，即“天邪、地邪、人邪”。根据不同的发病途径，便有了张从正临床上常用的汗、吐、下攻邪三法。

张从正创建攻邪学派，强调以攻下邪实为首，这里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社会“喜补”成风，不论是医者还是平民，都受“以补为荣”思想的影响，不问病情需要，将攻邪之法置之不理，结果受其害者皆目可见。这也是促使张从正创建“攻邪理论”的原因之一，救大众于谬误之中，提出“治病有先后，不可乱投，邪未去时，慎不可投补”、“邪去而元气自复”等警言，指出有“邪积”而不祛邪，反用补法而闭门留寇，指责“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张从正在临床上以攻邪为手段，以恢复元气为目的，体现了他重视邪气，提倡“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学术思想。换言之，攻邪就是治本，这也是《内经》“治病必求于本”思想的体现，既具有理论依据，也有临床实践基础，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重要学说。

2 发展汗、吐、下三法

张从正以攻逐病邪立论，强调“速攻”、“速去”。他把致病邪气分为“天邪”、“地邪”、“人邪”3种，治疗上便使用攻邪三法，即汗、吐、下法。他继承《内经》、《伤寒论》的学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引申和发展，颇具独特的见解。

早在张仲景《伤寒论》中，汗吐下三法就已有记载，经过张子和的推广和演变下，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是灵活变通的，其治病范围已不只是在伤寒，而是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扩大了治疗范围。

在汗吐下三法的用药上，张从正将药物性味与汗吐下三法结合起来并指出:“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者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儒门事亲·卷二·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故《儒门事亲·卷三·补论二十九》概括说:“至约之法，其治有三;所用之药，其品有六;其治三，则汗下吐;其品六，则辛、甘、酸、苦、咸、淡也。

张从正应用汗吐下三法时，还指出要注意法度，如用汗法时，要辨清阴阳、表里、虚实后再用;发汗中病即止，不必尽剂。用吐法时，先小服，效果不明显时再逐渐加服。用下法时，提出急者用汤，缓者用丸，根据病情的轻重，有选择的服药，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可见，张从正不但用药大胆，而且行事非常谨慎细心。

3 张从正的补虚观，提倡“养生当论食补”

张从正以创建“攻下派”闻名于世，但人们却不知他对于补养之道也有研究。在对邪正问题上，张氏有着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攻邪常用汗、吐、下三法，辅以针砭之类，但所用补虚之法却与一般不同，他更侧重饮食调养，用谷肉果菜以养正。他曾说过“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以药攻”［1］，可以看出他对于补虚养生的观点。

在张从正看来，攻邪除了单纯认识以祛邪为目的之外，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邪恋不去必伤正气，所以想要保护正气，必须先驱除邪气。张氏认为，汗、吐、下三法也可看做一种另类的“补法”，正如他所言“又止知下之为泻，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的本意［2］，反映了他攻邪即是补虚的医学思想。可以看出，张从正的这种思想仍是秉承《内经》之精髓而成的，不愧是研读经籍医著多年的大医家。

在张从正运用汗吐下三法驱逐邪气之后他主张用食物调养以补虚，提倡“养生当论食补”。张氏认为各种药物都具有一定的毒性，久服之后就会蓄积成为“药邪”，损伤人体正气。张从正的这种论述，也是对当时社会滥服补药的反驳。如果用食物进补，则会避免药毒之害。《儒门事亲·卷一·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二》有:“《阴阳应象论》曰:五味调和，则可补精益气也。五味、五谷、五菜、五果、五肉，五味贵和，不可偏胜。”可以看出，张从正用食物之五味补养强身，重视胃气，可谓是一位精通补法的医家。

4 “以情胜情”的心理疗法

《黄帝内经素问·卷第二·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说明情志失调成为致病因素后，先伤及相应脏腑，而导致脏腑所伤的原因，正是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失常。张氏基于此，提出“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另外，张从正认为，情志失常致病既可引起本脏气机逆乱，还可导致所胜之脏的气机异常，而产生多脏腑的病变。诚如《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所曰:“夫怒伤肝，肝属木，怒则气并于肝，而脾土受邪……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于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

弄清疾病的病因、病机之后，就要对症下药进行治疗。《内经》有以五行相胜之理治疗情志疾病的论述，张氏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套“更相为治”，也就是“以情胜情”的精神治疗方法。在《儒门事亲》中记载，由于情志异常引起的病证不下60余种，张从正运用“情志相胜”之理，在临床上治疗情志疾病可谓百试不爽，效果明显。除了应用“以情胜情”的方法外，还会根据病情的需要辅助兼用药物、针灸等治疗手段，已达到更理想的疗效。同时受到刘完素“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火热理论影响，在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代刘河间治五志，独得言外之意。谓五志所发，皆从心造。故凡见喜、怒、悲、惊、思之证，皆以平心火为主。至于劳者伤于动，动便属阳;惊者骇于心，心便属火，二者亦以平心为主”(《儒门事亲·卷三·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由此看来，张氏继承了刘完素的火热之说，以平心宁神为法。故任应秋教授也说:“子和在宋金时代，对精神病能有这样的认识，并能运用这样的处治方法，确是值得推崇的(《中医各家学说》1964年版)。”

5 “药邪致病”论

药邪，即是药物对人体所产生的有危害性的作用。在张氏论述药邪致病之前，就有医书中已讨论药物毒性及使用的内容。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有:“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3］”指出药物毒性与治病疗效的关系，药毒越大，病去越少，即使使用没有毒性的药物治疗，也要讲究用量时间，不能过量恐伤正气。又《诸病源候论·卷之二十六·蛊毒病诸候之服药失度候》中明确指出，用药治病应当谨慎从事。张从正博览医著，对药毒致病也有着深刻认识，首次明确提出“药邪”一词，并详细论述了药邪致病的危害，这些观点可以在张氏医集中寻找到医案为证。在《儒门事亲·卷六·热形之痿四十七》中载有:“宛点营军校三人，皆病痿，积年不差……术疗于戴人，戴人欲投泻剂，二人不正，为他医温补之药所惑，皆死。其同病有宋子玉者……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热药久矣，先去其药邪，然后及病邪，可下三百行。”

张从正“药邪致病”论的形成，除了继承以往医籍中的思想外，也是对当时医界滥用温热燥药、“补药”盛行的一种反击。提醒人们对于药物的使用要谨慎，方能药到病除，不然则反被其害。

张从正提出“药邪致病”之论，丰富了中医病因学的内容，也体现出他治病根于辨证、用药大胆谨慎的医学思想，为中医病因学的发展、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6 创立新的治法和方剂

6.1 创立新的治法

张从正除了常规的药物使用外，另创了非药物疗法，即不使用药物而采用其他疗法达到同样治疗效果的方法。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以不能服、不肯服或者病重而服药难愈等情况出发，针对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或针对不同病人所创造出的新的治疗方法，操作简便易行、形式多样，但疗效卓著。在张从正的医案中经常用到的非药物疗法有情志疗法、食物疗法、外治、导引、禁咒、针灸等方法，如外治法又分为梳法、撩痰法、旋转取吐法、洗法、淋法、蒸法、熏法等，其目的皆为汗、吐、下三法的变治法。

张从正用非药物疗法治疗临床常见病与疑难病，不仅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的治法内容，扩大了应用范围，而且改变了常规口服给药的单一途径，使不能使用药物的病患同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对后世影响很大，为中医临床治法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6.2 创立新的方剂

这里所说自创方中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张从正衍化改造和加减而成，一是张子和的独创方。张从正对于方药的加减施用，都是以临床需要为依据来进行方药的各种衍化，并增加药物或剂量，使原方效力更专，减少药物或剂量，为了降低原方剂的毒副作用，使方剂更加实用于临床，得到更好的疗效。如张从正的神佑丸即是在《宣明论方》中三花神佑丸的基础上，去轻粉之剧毒;瓜蒂散则在《伤寒论》瓜蒂散原方加入人参、甘草;稀涎散即是在牙皂、绿矾2味另加藜芦所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充分体现出张从正变通进取的求实精神。

除了方剂的加减衍化，还有很多属于张氏的新创方剂，在临床使用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导水丸、桂苓汤、禹功散、通经散、阳起石散、浮萍散、玉烛散、三合汤、牛黄通膈丸、益肾丸等方皆为子和独创方剂，即是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的良方，也体现了张氏攻邪三法在临床的应用。

张从正独特理论的产生，除了他具有深厚的医学根基及受惠于河间之学外，还受当时社会滥用补药、相习成风的影响，深感“若论攻其邪，邪去而正气自复”的重要性，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理论体系。在其著作中，所见方剂大部分是来自民间的单方、验方，这些记载反映出张氏不矜己长、谦逊好学的治学态度及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张从正创建的攻邪理论及多年行走治病的临床经验，扩展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常规用药规律，以致明清温病学派的许多医家也受张人正之学说的启发，以攻邪作为治病的重要手段。总之，张从正所创理论学说及史载的宝贵医疗经验，为丰富中医理论及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不谓为医学史上“一代大家”，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

［1］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十七［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26．

［2］金·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凡在下者皆可下式十六［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20．

［3］清·高士宗．黄帝素问直解［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552．

R222.16

A

1006-3250(2012)01-0023-03

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项目-中医科研方法学总论之三(2008IM020900);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气化学说及藏象理论研究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张 淼，北京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

△通讯作者:王 彤(1967-)，女，哈尔滨市人，教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理论教学、科研及临床。

2011-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