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 大力协同
——原子弹决策和研制的宝贵经验

李 觉

制度优势 大力协同
——原子弹决策和研制的宝贵经验

李 觉

“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果断决策和正确领导是搞不成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力量还很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很落后，加上国际反华势力极力封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不容易的。面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和苏联撕毁协议，1962年有人甚至提出原子弹的研制要下马，他们说：常规武器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怎能花那么多钱做这件事？我们就坚持不能下，下马容易，再搞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于是我们就把意见反映给那时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 （即今总装备部）。罗瑞卿派杨成武到杭州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这一情况。毛主席说：原子弹不能下马。要干！下马是不行的！他还说：你是真要还是假要？真要的话，减少党政费用，节省出钱来也要干这个事！下定这个决心了不得。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谁还能下这个决心？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条件下，能在短时期内研制出原子弹，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时有些外国人扬言：中国的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在短时期内研制不出原子弹。所以我们能够在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确实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中央决策之后，中央各部委、各个地方都像毛主席所说的 “大力协同”，无条件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比如搞爆轰物理是需要火药的，这一套火工系统总得搞啊！可是在北京市区里不能搞碉堡、放火药啊！在哪里搞呢？我们一想，在解放军靶场里头可以。我就去找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我对他说：我想在你的靶场里头做件事情。他了解详细情况后说，非常欢迎！至于试验所需要的火药，我找到五机部提出请求支援，他们很支持，从仓库里找出火药给我们。搞原子能，总得有铀－235吧！我们就到那时的地质部仓库里去拿。在冶金方面到冶金部找王鹤寿。我说：王部长，谢谢你们的支持。他说：不！得谢谢你们，冶金方面的任务让我们做，对我们是促进。

后来，我们九院①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决定，将第三机械工业部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将二机部改名为核工业部。1958年1月8日，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九局，负责组织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李觉任局长；10月10日，二机部党组决定成立北京第九研究所 （简称九所），李觉兼任所长。1964年2月，九局、九所机构撤销，总院名称定为 “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李觉任院长。和五院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钱学森是首任院长。联合搞东风二号，这个导弹是很成功的。开始我和钱学森等人研究导弹的发射问题，中央对我们提出要求说：“不能让它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是核炸弹”！因为地面上都是老百姓啊！万一导弹掉下来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它自毁，不能掉到老百姓头上。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由部队方面组织了许多火车、汽车，把当地老百姓疏散开。这些工作都是中央亲自抓的。从这一系列情况来看，如果不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不是各方面大力协同，是干不成的！

原子弹能在困难的条件下、短时期内研制成功，与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创造性工作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我国的科技专家也好，工程技术人员也好，谁都没研究过原子弹，一切从头做起，那是很艰苦的、很困难的。这就确确实实反映了一种革命精神，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就认为这是党的信任和嘱托，再苦也要克服困难完成。我是当兵扛枪的，1950年为解放西藏去的青藏高原，1954年得了心脏病回到北京，准备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宋任穷、陈赓同志找到我，让我承担这项任务的领导工作。我说：我是穿军装的，不会干这事。宋任穷说：组织决定了，你干就是了。我说：我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经验。宋任穷就说：和平时期了，为了国防现代化，你不懂，就在斗争中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按照党的要求，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去干了。221工程③1958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开始建设定名为“221厂”的核武器基地，厂址选定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1962年12月，九所第一批技术人员和部分科研仪器设备向221厂转移。1963年3月起，在221基地具备了科研、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后，九所大部分科研人员迁往221厂。1964年2月，221基地改称“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3月，九院机关与221分院机关合并，院领导机构转到221基地。在青海的高原上，我本来就是因为高原反应而调回北京，即使这样，也要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宋任穷说：“你就组织大家一起干吧！”于是我就依靠大家，努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看实际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问题，及时向组织反映，及时解决，保证研制工作的正常进展。当然首要的问题是组织队伍。组织什么人？这个比较困难。我们曾经组织过两批人，第一批人是着重理论研究、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些人来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我们觉得应该动手考虑工程问题了，就又找了一批搞工程的技术人员来。这两批人都是我们向中央反映后，经过批准，中央组织部下命令调来的。

这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来了以后，先在一起学习毛主席的 《矛盾论》《实践论》，大家各抒己见，交流学术意见。另外，每个人都力争尽到自己的责任，比如说搞工程技术的，就在理论上弄清楚，以便在实践中有正确的技术措施处理。应该说，学科之间、技术部门之间、党政部门之间协同得很好。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心想着怎样为国家、为人民做点贡献。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还充分发扬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单位在花园路的时候，苏联人提出疑问：我们提供给你们的教学模型和资料，放在哪里呢？我说，没有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建个仓库。但对外不能叫仓库啊！就叫北京第九研究所。我们组织一批研究人员到那儿查资料、搞研究，开始就是这样考虑的。后来苏联人还是不给我们提供资料和模型。1958年10月、11月我们两次找苏联人说：按协议你们该给我们资料了。但苏联人就是迟迟不给，还说你们没有准备好，条件不具备。我说你们要什么条件啊？无非是铁丝网、高围墙那一套啦。需要什么条件我搞嘛！但他们还是不给。我们就有点警觉，就自己想办法干。我们系统的那个苏联专家是 “哑巴和尚”（“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嘛，可他不念 “经”），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不说。后来他反倒问起我：你调这么多人，到这儿干什么？我说：学马列、毛泽东思想啊！他没话可说。他又问：你为什么盖那样一个楼啊？我说：我是局长，我们没地方办公。当时我觉得我们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研究。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来了，明确说两年以后再考虑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这怎么办呢？宋任穷和刘杰就到庐山向中央汇报。当时周总理听完汇报后毅然地说： “从头摸起，自己搞！”宋任穷、刘杰提出，是不是对“596”（指上述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回个信，指出苏联不讲信用，撕毁协议。周总理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我们就想，自己从头摸起，从哪里摸呀？我们决定就在北京，利用原有的条件继续做。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中央，只要得到中央的指示，得到各部委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这项工作在北京搞到1962年时，工程方案基本上已经有了，可以动手搞工程了。但工程不能在北京搞啊。北戴河会议以后，刘杰回来了，我们想打听一下中央有什么精神，什么要求。我和吴际霖两人到他的家里，一见面他就问：“怎么样啦？”我心想：嘿！这个部长有意思，首先问我怎么样，我还没问你怎么样，北戴河会议是什么精神呢。我就说：“已经到了该搞工程的时候了。”刘杰说： “这可是硬任务、硬条件啊！可是要立军令状啊！”因为我们确定了两年规划①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提出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要内容是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我说：“硬任务可是得有硬条件啊！221基地什么也没有，一片草原，到那儿怎么办？”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国防工办，再去调集各方面的队伍到青海去施工。青海现场原来有些人，加上后去的总共有二三万人，抢建这个基地。根据工程的发展、研究工作的情况，一步一步先搞爆轰物理、火药系统，然后再搞工程机械系统，最后保证了试验的成功，保证在两年规划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我们是1964年8月6日拿到铀－235的部件，10月做的临界试验，10月16日在新疆做的试验。

我们研制原子弹花的钱是比较少的，试验次数有限，就几十次，不像有的国家搞了近千次。原来规划也就是花费四十几个亿，从现在来看，当时花的钱不多。所以我们的经验是“次数少、进步快、成功率高、花钱少”。

当时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干部生活工作都很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一个情况，外边不知道。十年内乱期间，我们这个部门也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不受影响。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牛棚”里被放出来还得把工作做好！在现场被批斗完了以后还得起来干啊！如果真是对党、对国家不负责，思想问题解决不好，他不干了！那问题就大了。在那样的情况下解决思想问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有两次实验没有达到目的。试验不成功的原因是，有人提出如果当时不做试验，就是给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灰，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非要去做试验，最后试验不成功。另一个情况，1969年林彪发布 “一号命令”，指令二机部的几个工厂搬迁！那天我去汇报，提出了反对意见，刚说完，“帽子”和 “棍子”都来了，说：“你们对林副统帅是什么态度？对一号命令是什么态度？”我心想：不管你，我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听不听由你！反正这个意见我还要向中央反映。我们哪能顶得住啊！后来，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总理和中央，周总理说：滑稽！怎么能够那样搞？这总算把二机部的工厂保护下来了。如果按那个错误的命令办，可能会使我们的事情中断15年！可能要多花20多个亿！损失太大了！没有中央的保护不行！所以说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大的灾难，不然的话，我们的 “两弹一星”事业会搞得更好。

（本文作者 原二机部副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