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就法学的知识形态而论,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旨趣各异的研究文献。譬如,陈兴良认为,由于法的形态包括价值、规范、事实三个方面,因此,法学的形态就包括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这三种形态的法学知识分别对应于法的价值、规范、事实;三种形态的法学知识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法学知识的体系。①苏力以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理论(详下)为依据,主张“法学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的学科”,“法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它并不只是一些普遍正确的命题构成,而且需要大量的‘实践理性’,需要许多难以言说难以交流的知识”,[1]这就是说,法学知识包括纯粹理性,但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实践理性与技艺。梁治平着眼于法律人与中国知识界之间的隔膜,论述了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我们这里,律学的传统依然强大,从律学到法学的知识转变远未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法学界’与知识界一直彼此暌隔难以沟通。”[2]换言之,法学家应当成为知识分子,法学知识应当与其他知识相互贯通,等等。②已经出现的这些论述,虽然切入点各不相同,关于知识的分类标准也大相径庭,但是,这些初步的讨论还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反思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属性。
既然整体性的法学及其知识形态已经受到了一定关注,那么,新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个具体的、相对单一的法学主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形态?这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