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外交战略取向与对日安全关系

2012-01-28 09:01方秀玉
治理研究 2012年1期
关键词:朝鲜韩国日本

□ 方秀玉

自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韩国与日本的军事安全关系日益密切。不仅在合作领域上不断扩展,其程度也渐趋加深。舆论认为,这种态势有可能把美、日、韩三边关系在目前基础上推向实质性的三边军事合作机制。是否有这种可能?本文拟通过战后韩国对日关系发展轨迹以及近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分析这一问题,并对日韩军事关系的近期走向作出评估。

一、冷战时期的日韩关系

战后朝鲜半岛因其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势力均衡政策的最尖端对象地区,而分裂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成为国际、国内冷战重叠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把确保安全、统一领土和加强军事、经济实力作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通过身居“美主韩从”的美韩同盟框架内而获得了其安全和发展。

战后数十年来,韩国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冷战时期韩国把自己外交的基本方向设定为“积极对立”(即积极反共),在诸多外交目标中军事安全成为其最首要的目的。为了达到所追求的安全目标,对新生的韩国来说,对日关系自然成为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由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朝鲜民族与日本在感情上的对立,加之韩国首届总统李承晚又是一战及其以后时期朝鲜寻求独立过程中的抗日民族英雄,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无法走出反日情结,从而使建交前的日韩关系一直处于“近而疏远”的状态。

可以说,战后的日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对亚洲冷战布局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朝鲜半岛成了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美国认为,朝鲜战争使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它预示着对整个亚洲大陆具有威胁的敌对联盟的出现;它反映了与美国价值观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它造成了阻止美国经济进入东亚地区的可能性。以往虽然美国在口头上关注这些威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位最迫切的事情。①Jonathan D.Pollacl and Young Koo Cha,A new alliance for the next century,Santa Monica: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1995,p.11.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加紧了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同时深感加强对日关系的必要性。

在美国的促成下,李承晚执政时期韩国与日本曾举行过四次正式会谈,其谈判内容主要涉及“邦交正常化”、“财产请求权”、“渔业”、“海运”、“在日韩侨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但由于双方积怨甚深,在各自的根本利益上又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日本这一时期确立了“脱亚入美”的外交理念,逐步推行以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国家为重点对象的亚洲政策,因此日韩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协议。不过,尽管李承晚时期韩国与日本之间所举行的四次会谈未能取得圆满的结果,但它为日后双方的会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张勉政府上台后试图改善对日关系,并举行了第五次会谈。在第五次会谈期间由于双方的认识差距不断缩小,为谋求共同的利益彼此也作了让步。因此,在这次会谈期间双方取得了一些共识。不过,由于张勉在其执政期间因没能够组织一个稳定的内阁,因此他只执政了短短的9个月,日韩邦交正常化的使命也未能完成而被朴正熙政权所接替。

朴正熙上台后,一方面受美国的外交压力,另一方面试图借发展国内经济以提高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为解决来自逐年递减的美国援助的困境,其政策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朴正熙以积极推行多方位的外交作为其突破口,其中对日关系的改善置于韩国外交的首要地位。为了吸收资本与技术,加速经济成长,朴正熙毅然决然地跨越历史积怨,积极与日本接触。但是,朴正熙急进的对日亲近政策受到了韩国国内反对党和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韩国国内反对日韩会谈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面对国内强大的压力,朴正熙只好采取“幕后外交”的方式接近日本。

对朴正熙本身来说,与日本接触不光是与另一个政府打交道那么简单,他也深知和理解韩国人民的反日感情。但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一个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时期,日本就像一只从战争灰烬中腾空而起的凤凰,一下子成了亚洲首要的经济强国。要使韩国在经济上强盛起来,必须把仇恨抛在脑后,尽快实现两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应该走向一个使两国都能受益的、和睦相处的新时代。而从日本角度来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拥有充足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于是过去只重视东南亚和南亚部分国家市场的日本这时把其目光逐渐转向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急欲打通往来渠道。

朴正熙执政时期,日韩之间举行了第六次和第七次会谈。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一些原则,对一些一直以来未能解决的分歧的议题也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1965年6月22日,日韩在东京签署《日韩条约》以及涉及索赔权、渔业等方面的若干项协定。同年12月8日双方在汉城(今称首尔)举行文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除“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协定”以外的“日韩条约”正式宣布生效。至此,从1951年开始拖了长达14年的日韩会谈终于达成协议。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同日本建交,同时也使以美国为核心的日韩间接联盟关系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

日韩邦交正常化是战后两国关系的一大突破,它成为两国相互门户开放的契机。“日韩条约”不仅是这两国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重要一步,同时它也是使美国建成以韩国、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在此基础上,日韩关系开始出现升温的迹象。1983年1月,日本政府批准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分5年以贷款形式支付),而这笔贷款具有浓厚的安全保障色彩①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吴文学等:《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234页。。为进一步加强关系,双方还决定设立外长级定期会谈。1983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闪电式地访问韩国,并与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举行了会谈。1984年,全斗焕又回访日本,为两国关系打下了政治基础,使双方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战后日韩两国能够邦交正常化并进一步发展关系,主要是受冷战体制的影响。所谓“共同的威胁”使它们确立反共战略,经济、外交等核心利益使两国能够克服历史积怨共同走向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安全体系和反共体系。尽管如此,冷战时期日韩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主要是通过它们的盟主——美国达成的,即美国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日本和韩国替美国驻军分担经济负担,并配合美国行动,而日韩双方在军事安全上只是进行了有限的交流。

二、冷战后韩国对日关系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格局进入不稳定的过渡期,亚太地区安全环境随之也呈现出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另一方面,地区大国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随着冷战后亚太各国军事经济力量的消长,各国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变化,部分潜藏在亚太内部的区域性安全冲突也随着区域权力结构的重组而浮现。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的安全战略开始出现转型和调整。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的最佳政策选择是既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又加强双边军事联盟,并在传统联盟的基础上尝试发展某种地区安全机制①相关资料参见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2页。。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对威胁的一致看法,将美日韩仍紧紧维系在一起。

早在冷战结束初期,韩国政府就试图抓住世界格局转换的历史机遇,积极调整对日政策,构建新形势下的日韩安全关系。后来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朝鲜在宁边的设施可能被用来从核燃料中分离钚的报道,给韩方提供了深化与日本关系的机会。1990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时在日本众院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新韩日关系》的演说。演说中,他强调两国应建立同“真正的邻人”相称的关系,向着“一揽子睦邻友好时代”迈进。日本明仁天皇就日本在历史上曾对朝鲜民族所造成的不幸表示痛苦和遗憾。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表明日本对韩国关系的重视,并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密。美国对朝鲜的宁边设施提出疑义后,韩国政府感到朝鲜的所作所为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面对朝鲜的军事挑战,韩国一方面继续靠拢美国并加强美韩双边同盟,另一方面谋求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关系。为此,韩国政府在1992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表明了与日本加强军事领域合作的必要性②[韩]《东亚日报》,1992年10月21日。。但是,卢泰愚政府执政时期对战后回国的2万名朝鲜人以及其他强行带走的朝鲜人(慰安妇问题、战俘监视员、随军夫役)调查与赔偿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独岛(日本称其为竹岛)归属等双方所关心的、牵涉到各自核心利益的历史、领土问题则使谈判毫无进展。

1993年金泳三执政后,韩国政府奉行面向未来的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即韩国的战略概念应从“对北为主”改变为“周边国家的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在加强美韩军事合作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对朝鲜军事挑衅的遏制能力。为此,韩国积极发展与日、俄、中的友好合作,寻求与东南亚、欧洲、中东等地区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并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长期的军事力量。在对日关系上,金泳三政府提出将历史问题与经济问题脱钩,倡导两国应从注重“政治逻辑”转向注重“经济逻辑”,努力扭转两国关系发展的颓势,并试图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1994年3月,金泳三访问日本,在与桥本龙太郎首相的会谈和在日本众参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呼吁日本政府和议员采取共同行动和做出努力对付和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同年4月26日,日本和韩国同意加强两国军事合作,进行军舰友好互访和交换空军情报。5月6日,两国签署建立联结两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协议,约定年内两国信息高速公路政策协商委员会开始工作。同年9月,日韩启动了双方国防长官的会谈。1996年济州岛美韩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政府立即对会谈的建议表示支持。同年6月22-23日,金泳三在济州岛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举行会谈,双方重申加强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和战略关系,为2002年世界杯和促进两国体育与文化交流,同意建立两国政府联络机制。12月25-26日,金泳三与桥本龙太郎在日本南部别府举行会谈,讨论进一步推进两国合作关系,协调双方的对朝政策。1997年4月14日,日韩两国外长在东京达成年内建立双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协议。5月7日,美日官员在夏威夷明确表示:在日本和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地区发生危机时,增进日本的军事作用③曹中屏、张琏瑰等:《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但是,由于日本政治右倾化严重,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不断,加之两国在领土问题、“慰安妇”问题、经贸问题、日朝谈判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使得两国关系在卢泰愚、金泳三两届政府时期始终是摩擦丛生。

1998年金大中上台后出于外交、安全等方面的需要,谋求日韩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进而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升级。金大中在大选前就曾表示:“如果我执政,日韩关系将得到改善。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只要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就能够解决。”并强调“日韩关系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之一”①陈龙山主编:《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文集》(一),吉林省朝鲜·韩国学会1997年版。。1998年10月,金大中以国宾的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他在访日期间拜会了日本天皇,在日众院发表演讲,广泛会见日本各政党代表。为了扭转历史问题和受“冷战”战略左右的对日政策,金大中提出了日韩伙伴关系的新思维。并在此次访日期间两国签署了《日韩联合声明——面向21世纪的新合作伙伴》及其附属文件《面向21世纪日韩双边合作行动计划》②在《联合声明》的附件《行动计划》中,两国商定今后将在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和全球课题等5个领域进行合作,具体包括每年举行首脑会谈;召开内阁成员恳谈会;扩大防卫交流;实施日本对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输出入银行贷款;为成功举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互相合作;扩大青少年、学术和文化交流,向日本开放韩国文化市场等6项内容。。在联合声明中,日方就过去的殖民统治向韩国做了书面道歉,从而使两国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和扩大军事合作项目,约定两国国防部长每年互访一次,每年6月举行“日韩安保政策协商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另外,作为改善日韩关系的突破口,金大中邀请日本天皇访韩。双方政府商定借举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之机,以日本天皇参加闭幕式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文部省放行的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再次引发韩国国民的强烈不满,有民众甚至断指抗争,使日本天皇访韩的目标没有实现。不过,这一时期,日韩之间在经济、安全上的合作仍有所进步。1999年5月3日,日韩开通连接两国陆、海、空司令部的三条热线,以备在非常时期及时有效地交换情报。2000年9月,金大中总统再次访问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双边关系。可以说,金大中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是在兼顾现实和长远利益基础上而作出的重大决断。它既反映金大中政府以国家现实利益为重处理日韩关系的灵活务实精神,也表达了金大中政府努力化解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中的恩恩怨怨,真正使双边关系走出历史阴影的真诚愿望。

2002年卢武铉上台后对日本推行“务实外交”政策,积极推进双边文化和民间交流,并将2005年定为日韩友好年,这显示了日本在韩国外交战略框架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日本参议院通过的“有事三法案”③所谓“有事三法案”是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设置法修改案》三项法律的总称。日本自卫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63年就计划制定“有事法制”。1977年,当时的福田内阁对“有事法制”进行了研究。但是,鉴于“有事法制”是一项庞大的立法工程,以及“有事法制”和日本宪法存在抵触之处,历届日本政府都延缓建立“有事法制”。“9·11”事件后,小泉首相强调有必要完备应付紧急事态的法律,并于2002年4月正式向国会提出“有事三法案”,要求审议通过。由于在野党的反对,当年年底,执政党对“有事三法案”进行了修改。2003年5月,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就“有事法制”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法案。之后,执政党和民主党经过妥协,共同制定出这套新法案递交国会审议。2003年5月15日,该法案已获众议院通过。同年6月6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该法案。、2005年1月17日,韩国政府解密5份有关日韩外交关系正常化和战争赔款方面的文件(据悉,有关日韩建交谈判过程的文件共计161份,其中57份涉及战争赔偿问题。这161份文件大多为韩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记录、政府指令等,能够真实反映出日韩双方在谈判中的较量与让步。韩国政府2005年1月公布的虽只是其中的5份,但足以让民众看到在当年的谈判过程中,日本政府强辞夺理,拒绝做出真正的战争赔偿的真相)、以及日本岛根县议会在2005年初制定“竹岛日”(韩国称“独岛”)等诸多事件,在韩国再次引发强烈反响,使原来有望进一步发展的日韩关系急速降温。

纵观冷战后的日韩关系,由于领土、历史等诸多问题的因素,双方关系的发展受到种种制约,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本冷战时期以“间接'形式展开的日韩之间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开始逐渐进入“直接”交流的阶段。这一时期,韩国的历届国防部长官(如李炳台、千容宅、李俊和、金章洙、李相喜)和日本的历届防卫厅长官(如久间章生、野吕田芳成、中谷元、石破茂、大野功统)相互进行互访,并在多次会谈中一致同意提升双边军事合作以应对来自朝鲜和其他方面的威胁。自1999年以来,日韩双方在海上也多次进行过军事演习。

三、李明博政府谋求深化日韩安全合作

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奉行“有原则的实用外交”政策,其“亲美、近日、拒华、反朝”的执政理念不仅深刻反映出韩国社会保守主义思潮的回归,对韩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深远影响。

具体到对日关系方面,出生于日本大阪的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之后,就日韩关系表明了与前几任总统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使两国关系转暖,李明博不仅在多次场合向日本表示了积极的态度,而且还多次阐述了“日本不需为历史道歉”的立场。李明博宣称:“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过去。日韩关系必须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开启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但我们更不能故步自封地仅仅局限于过去”。为此,李明博上台伊始即致力于修补因历史遗留问题停滞不前的日韩关系,试图构筑名副其实的、指向未来的“睦邻友好关系”。2008年2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受邀参加李明博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后,两人举行高峰会晤,达成了重启“穿梭外交”的共识。

2008年4月21日,李明博在东京与福田康夫再次举行首脑会谈。两国领导人在正确看待历史问题、扩大并加深两国人员交流、大幅度加强经济合作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在国际社会上开创日韩关系新纪元。通过首脑会谈,促使日韩关系逐步“由冷转暖”,进入了日韩关系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双方在军事安全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2009年4月韩国国防部长李相喜访问日本,与时任日本防卫相滨田靖一举行会谈。这是自2007年2月,时任韩国国防部长官金章洙访日,与时任日本防卫相久间章生举行会谈以来时隔约2年的韩日国防部门定期会谈。此次会谈,双方就美日韩三国在朝鲜核以及导弹问题上加强合作一事达成了共识。除此之外,双方还确认了在交换海岛信息等方面展开合作①《中国新闻网》,2009年4月24日。。进入2010年,借助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日韩两国在防务合作上更趋紧密。7月,两国防长会晤后,就两国间军事协议展开磋商,同时,日本防卫省派海上自卫队4名军官作为观察员,首次参与美韩军演,之后日美军演中,韩国观察员也首次参加。“天安”号事件及朝韩延坪岛交火事件后,日韩双方动作更频繁。同年12月9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时隔6年后重新修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最终方案的概要,日本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在政治上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时为日韩军事合作的加强提供了说词。

2011年1月10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抵达首尔访问。这是在2007年1月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后,日本防长首次对韩国的访问,也是对2009年4月时任韩国国防部部长李相喜访问日本的回访。两国防长在会谈中一致同意提升双边军事合作以应对朝鲜的威胁。韩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在这次会谈中,日韩两国防长就“与‘天安’号沉没和延坪岛炮击相关的地区安全,进行了深入讨论”。金宽镇和北泽俊美在会谈中表示,延坪岛炮击事件、公开铀浓缩设施等朝鲜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军方共享情报至关重要,为此,双方决定“扩大和深化”军事关系,并磋商了两个协定:一个是有关日本自卫队与韩国军队互相提供军需物资和劳务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第二个是有关双方在军事安全防卫领域的情报互换及保密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两个新协定是日韩两国政府未来在两国安保领域合作的具体内容。两国之所以要加强安保领域是希望通过加强美日韩三国联合来制衡反复进行挑衅的北朝鲜和在东海、南海提高军事影响力的中国。

李明博政府执政以来大力加强对日关系,努力塑造成熟伙伴关系的意图与举措凸现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在韩国整体外交政策中的特殊性。首先,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使两国具备加深合作的基础。近年来,韩国在经济产业化基础上,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使日韩两国可以在一个政治理念基础上展开交流,近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因历史、教科书、领土等问题频起波折,但两国关系并没有彻底停滞下来,这表明两国关系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其次,两国在对外战略利益方面拥有共同诉求。冷战后,韩国和日本都面临中国、印度等地区大国的竞争压力,为了确保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双方都感到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韩国与日本同为美国的同盟国,尽管都明确认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作用,但因美日、美韩只有单边的结盟,在美国的地区控制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日韩也能改变过去的疏远而形成防卫上的合作,就能在地区形成新的联合,并能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上的战略利益。再次,朝核问题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世纪难题。冷战结束以来,朝鲜一直是日韩两国在安全上共同防范的目标,在朝鲜核问题上日本一直追随美国对朝鲜实施压力与遏制及谈判并存的政策。而韩国卢武铉政府时期对朝鲜的一些合理要求持同情态度,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于是在对朝政策考虑上与美日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李明博上台后否认过去两届政府对朝鲜的阳光政策,将“朝鲜弃核”与援助挂钩,并提出“无核、开放、3000”的对朝政策,即如果朝鲜实现了无核化,韩国将帮助朝鲜实行开放,在10年内使朝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要实现这个目标,韩国势必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强化美韩同盟关系的同时,在战略上力图拉近与日本的距离。①拙文:《李明博想超越韩日关系历史》,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7期。对朝鲜采取一手对话,一手施压的两手战略使之就范。

总之,近年来日韩更趋于紧密,不仅是出自日韩双方各自利益的考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突显了美国意欲加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战略意图。过去,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各自内部联系紧密,但近年来两个军事同盟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而这两个军事同盟之间也表现出较为松散。然而,这一切在李明博政府上台、特别是“天安舰”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四、日韩安全关系的未来走向

综观战后日韩关系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两国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韩国视日本为历史的敌人,日韩间的历史问题仍未解决,包括日本至今不愿赔偿“慰安妇”损失、日本教科书篡改占领朝鲜的历史等问题。但另一面,韩国有现实考虑。日本是韩国主要资金和商品来源地,韩国在产业化发展中也吸取了日本模式。日韩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同为美国盟国,双方无论在国家利益还是在地区发展上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及韩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塑造了韩国理想与现实张力下的外交形态和对日本的关系。

李明博政府执政以来,朝韩关系一直处于僵硬阶段,而支持李明博上台的韩国特定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施压,使李氏政府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政策。面对朝鲜日益强化的军事力量,韩国政府认为必须运用外交、经济和国防等一切手段,构筑一个具有整合性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其由三大支柱构成: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并充实日韩安全保障关系的机能;积极参与和构筑世界及地区规模的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基于这种认识,李明博政府把日韩安保作用放在了仅次于美韩关系的第二位,并不断在其安全合作中补充新的内容,并试图把双方的军事安全关系趋于制度化。双方两位防长2011年元月就正式商讨签署《关于相互提供战斗支援的协定》和《关于保护军事机密的协定》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表现。

问题是,日趋紧密的日韩军事安全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因此韩国政府对此必然要慎重,它既要考虑其国民的意愿,也要避免刺激中俄等其他国家。日韩之间是否加强军事关系,首先要看韩国国民的感情。日本在历史和独岛问题上仍与韩国存在分歧,因为这是牵涉到韩国核心利益问题,因此韩国多数民众对于与日本进行安全合作表露出不信任的目光。对此,韩国《朝鲜日报》曾发表社论警告说,“姑且不论两国的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一旦日韩结盟,东北亚将出现韩美日对阵中朝的格局,这不符合韩国的利益,对半岛局势也没有好处”②[韩]《朝鲜日报》,2011年1月5日。。更何况日韩安全合作必将引发周围其他国家的不满,因此韩国政府即便想发展与日本的安全关系,它不得不采取慎重的态度。

调整日韩关系的力度和方向是否能够冲破既有的束缚?这是韩国对日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也是日韩关系的发展区别于其他联盟发展倾向的特殊之处。

笔者认为,李明博政府即使想要进一步强化对日安全关系,由于其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在合作范围和深度上也只能趋于渐进主义。《关于相互提供战斗支援的协定》将以面向联合国维和活动和灾害救助为主,因此,问题不是很大。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政治上比较敏感,而这一举动也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相关法律的变化。因此,日韩之间安全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只能以渐进方式在比较狭窄的领域里逐步、分阶段地推进协商。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日韩两国彼此都有改善关系的战略诉求,并试图在广泛经济合作基础之上拓展双边军事安全关系以开辟双边关系新纪元,但由于历史、领土以及地区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限制因素,今后双方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双方之间衍生并一直存续的一些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摩擦甚至是冲突。因此,尽管出于现实的利益考虑,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但离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实现,无疑路还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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