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坚 冉强辉
笔者从事体育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20余年,一直在思考体育科技期刊质量与经济效益问题。曾试图请教经济学专家,从产品属性、混合经济、边际效应角度寻求期刊质量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方法。有观点表明,期刊质量、经济效益最大化是个伪命题,认为两者最大化应当是期刊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观点有比较浓重的哲思色彩,而具体方法、对策与策略不多或空泛或不见。[1]也有观点认为,社会效益最大化仍是期刊根本定位,科技期刊一旦“染”上商业气息,无疑是对学术的“亵渎”。还有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期刊不讲求经济效益终究会因生存危机而退出市场。笔者认为,在办刊实践中,期刊应存有合理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可能。尽管现有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不冲突的,那就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探讨我国体育科技期刊的质量与经济效益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共有体育科技期刊50多种(体育院校学报18家,各体育科研所主办的体育科技期刊40余家),[2]尽管数量只占我国科技期刊(约5000多种)的1%,但作为传播我国体育科技成果的载体及衡量体育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体育科技期刊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2011年必将因报刊体制改革的到来而载入当代中国期刊史册。[5]201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动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转企改制,拓展出版、发行、影视企业改革成果……”[3]毫无疑问,体育科技期刊属于“非时政类”报刊,已纳入改革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