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健,卢 闯
(1.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20)
自2005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以来,股权激励得到了实务界的广泛重视。根据国泰安数据库的统计结果,从2006年起至2011年,共有363 家上市公司宣告了股权激励草案。股权激励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的关注。
一般而言,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应包括货币薪酬(工资和奖金)、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国内外近年有关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可以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薪酬,因而通过薪酬激励并不能解决代理问题。Bebchuk 等(2002)[1]认为高管权力是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里的高管权力是指高管人员对公司治理(包括决策权、监督权以及执行权)的影响能力。高管权力会使得高管薪酬激励偏离其最优状态,成为新的代理问题。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高管权力会影响高管的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2-3]。那么在股权激励的制度设计中,高管人员是否会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设计有利于高管层的股权激励方案呢?《办法》规定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可以采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或股票增值权这三种激励形式,上市公司需要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对授予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数量、行权(或授予)价格、行权(或授予)条件以及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具有自利倾向的高管人员会影响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和激励有效期的设计[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