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蒙,于 毅
(1.辽宁大学法学院,辽宁沈阳110036;2.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沈阳110013;3.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天津300134)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倍受关注,农地流转的目的是为增加农民收益,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市场具有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特点,在缺乏相应立法规范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其生存利益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目前国内的研究中,在理论研究方面较少将对农地流转的立法调整与农民生存权保护相关联,更多是从农业管理视角进行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较少重视土地利用规划和市场外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案例支持,对实践中存在的微观方面问题回应不足。本文侧重研究生存权立法调整对农地流转的作用,通过以法律完善使农地流转市场得以正规化、体系化,使农地流转的完善方向与农民生存权保障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升农地入股和农地流转市场建设的重要地位,丰富农民生存权保障的手段。
农民生存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民应当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是农民维持生命延续所不可或缺的那些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1]。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须贺明教授认为:“生存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国民能过像人那样的生活,以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确保人的尊严;……